食盐的货币作用与折博制的发展－－兼论钞引制的起源(精简版）.docVIP

食盐的货币作用与折博制的发展－－兼论钞引制的起源 食盐的货币作用与折博制的发展－－兼论钞引制的起源 唐代中期以后飞钱的出现及其制度化，曾被认为是我国货币制度史上的一次深刻革命。不仅如此，研究者还常常注意到它与盐茶专卖制的发展以及特别是对宋代钞引制而言的渊源关系。近年戴裔煊的《宋代钞盐制度考》与陈衍德、杨权合著的《唐代盐政》两书，都从飞钱与引钞两者在成因、性质、手续、称谓等诸方面进行比较，确认了两者间的共同之处；因此飞钱对于引钞的启发可谓已成定论。但笔者认为，由于从史料记载来看，飞钱在唐代主要 唐代中期以后飞钱的出现及其制度化，曾被认为是我国货币制度史上的一次深刻革命。不仅如此，研究者还常常注意到它与盐茶专卖制的发展以及特别是对宋代钞引制而言的渊源关系。近年戴裔煊的《宋代钞盐制度考》与陈衍德、杨权合著的《唐代盐政》两书，都从飞钱与引钞两者在成因、性质、手续、称谓等诸方面进行比较，确认了两者间的共同之处；因此飞钱对于引钞的启发可谓已成定论。但笔者认为，由于从史料记载来看，飞钱在唐代主要是用于“汇兑”，它与用来折博茶盐的引钞毕竟还有所不同，故仅仅从飞钱来寻求钞引制的起源是远远不够的。要了解从唐代飞钱转化为宋代引钞的过程，就必须对作为钞引制产生基础的折博制予以足够的重视。由于这一问题涉及到食盐的特殊作用以及专卖制在唐五代的演变，笔者愿就此略陈管见，以期使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 一 谈到飞钱，人们不难从唐代盐茶专卖制的实行中寻求到它产生的线索。因为正是盐茶专卖，使盐茶首先是被作为特殊商品投入市场，通过官商、商民以及官民间的贸易转换，不仅为百姓提供所需，为政府求取利税，也极大地促进了货币的使用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南宋人叶水心曾经指出：“唐自开元、天宝以后，天下苦于用兵，朝廷急于兴利，一向务多钱以济急。如茶酒等末利既兴，故自肃、代以来，渐渐以末利征天下，反求钱于民间，上下相征，则虽私家用度，亦非钱不行，天下之物隐没不见，而通行于世者惟钱耳。”［①ａ］他的话，间接地反映出盐茶等专卖制的实行对货???大量流通所起到的影响。事实上高昂的盐茶专卖价格，在政府允许及鼓励下的大宗盐茶交易，以及特别是其中大量现钱的使用，都无疑是刺激货币使用激增的原因；而飞钱的出现，也正是这一形势下的结果。 发明于民间的“便换”式飞钱，最初大约只是大盐茶商人与某些在京官府，包括诸军诸使和藩镇在京师的进奏院等，及富家间的私下交易。估计开始于德宗贞元中，到宪宗元和初，遂发展为一种普遍、公开的商业行为。它的最大特点，是商人于交钱后持“券”（即某种作为凭信的官私文书）异地取兑，所谓“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②ａ］，“唐朝后期钱货兼行。”但两税法实行后钱重货轻，故市肆交易多用现钱。铜钱过重，大宗交易，携带不便；而作为实物货币仍在大量使用中的绢帛等自然更是如此。故学者多认为飞钱的产生与此直接有关。但如仔细分析，内中其实还有第二层原因，这便是由于各地官府鉴于钱少而行“闭籴禁钱”之策，不仅严重影响了货币流通，也对商人的异地贩易造成阻滞。 从《唐会要·泉货》及《新唐书·食货志》等史料记载得知，大致与盐专卖制的实施同时，唐朝官私之间，钱币不敷足用的问题已日渐突出。故肃宗乾元初，度支盐铁使第五琦曾请加铸“乾元重宝”与乾元“重稜钱”。但使用中引起物价升腾，本人也因此贬官。第五琦之后，历任盐铁使官虽也多有鼓铸之举，却仍不足以解决钱少的危机。贞元中铜贵物贱，百姓销钱铸铜，政府禁而不止；加上其时钱重货轻的矛盾，致令“钱荒”问题更加严重。史载其时“民间钱益少，缯帛价轻”，而州县也竟因此划地为牢，“禁钱不出境”，结果是“商贾皆绝”，“课利有缺”，“政府专卖收入也受到影响。因此贞元十四年（７９８）盐铁使李若初改革盐法，便奏“请通钱往来。”一时虽改善了地方流通状况，但因“京师商贾赍钱四方贸易者，不可胜计”，弄得京师反倒无钱可通，朝廷只得“诏复禁止”。［①ｂ］由此可见，中央官府与地方州县虽在货币流通问题上有矛盾，但为了各自的利益，都相继有过禁止携钱外出之举，商贾们的“便换”或飞钱很可能便是针对此种情形所采取的对策。 各类便换的存在给商贾，特别是大盐茶商人的交易带来便利，也曾为中央政府所默许。但由于它的使用无助于改善京师官中钱少的状况，故最终还是遭到政府的禁止。宪宗元和六年（８１１）二月，唐朝廷在下诏“公私交易，十贯钱已上，即须兼用匹段”的同时，也勒令“茶商等公私便换文钱，并须禁断。”《新唐书·食货志》载其时京兆尹裴武“请禁与商贾飞钱者，瘦索诸坊，十人为保。”直到元和七年，才由判度支使卢坦、判户部王绍以及盐铁使王播共同上奏，通过了乞许商人于度支、户部、盐铁三司飞钱的制度。上奏的内容表明，中央政府允许飞钱是鉴于“京都时用，多重见钱；官中支计，近日殊少”，且由于以往禁止商人私下便换，弄得银钱被留滞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