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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法制文明的世界地位与近代化的几个问题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六讲 张晋藩 中国人大网 日期： 1998-12-22浏览字号： HYPERLINK /npc/xinwen/1998-12/22/content_1459906.htm 大  HYPERLINK /npc/xinwen/1998-12/22/content_1459906.htm 中  HYPERLINK /npc/xinwen/1998-12/22/content_1459906.htm 小 HYPERLINK javascript:window.print() 打印本页  HYPERLINK javascript:window.close() 关闭窗口 一、中华法制文明的内涵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至少在公元前21世纪左右的夏朝已经建立了国家，形成了法制。中华法制不仅起源早，而且经过四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一直没有中断过，这是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所仅有的。因此中国法制的历史沿革非常清晰，无论是某一部法典，还是某一项制度，都有清楚的源流关系，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完整系统。 由于中国是一个地处东北亚大陆、资源丰富的内陆性国家，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自然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以宗法家长制家庭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以儒家纲常伦理学说为统治思想，以皇权神圣的专制主义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基本国情。这种国情决定了饶有特色的中华法制文明的内涵。下面着重谈四个问题： 1．从先秦的法治思想到封建法律中的罪刑法定 先秦时期作为显学的法家学派，面对社会的大变动，为了给新兴地主阶级提供治国之术，提出了法治思想。韩非子说：“治民无常，唯以法治”。（《韩非子·心度》）商鞅说：“明王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言不中（合）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商君书·君臣》）“能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于法”。（《商君书·慎法》）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管子》，更明确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概念：“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管子·明法》）至汉武帝时期，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但实际推行的却是“外儒内法”，法家的法治思想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并在国家制定法中得到体现。 公元三世纪《晋律》中规??：“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不论”。（《晋书·刑法志》）也就是法律无明文规定的行为，不作为犯罪论处。 公元六世纪隋朝建立以后，隋文帝下令：“诸曹决事，皆令其写律文断之”。（《隋书·刑法志》）至唐朝，著名的《唐律疏议》进一步规定：“诸断狱，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唐律疏议·断狱》）这可以说是中国封建时代援法断罪、罪刑法定的最简明的概括。 在封建末世清朝的代表性法典《大清律例》中，对唐律的上述规定作了新的补充：“凡（官司）断罪，皆须具引律例。违者（如不具引）笞三十……其特旨断罪，临时处治不为定律者，不得引比为律。若辄引（比）致（断）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 中国古代援法断罪，“罪刑法定”的出发点，是维护法律的统一适用，约束司法官权力的滥用，以求罪刑相当。它作为一项原则性的法律制度的确立，比起西方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提出，早了十几个世纪。但是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司法，又是以皇帝擅断为本质特征的，从而使得有关“罪刑法定”的规定，不可能完全贯彻。尽管如此，它毕竟是中国古代法制文明的最有价值的部分，赢得了世界的高度评价。日本著名的法制史学者仁井田陞指出：“与欧洲近代刑法理论（罪刑法定主义）类似的观点，中国在一千多年前的三世纪就已原则地叙述过，而且还完善地体现到了法规之中”。（仁井田陞：《唐律的通则性规定及其来源》）当然中国古代的援法断罪，“罪刑法定”，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保护人权而提出的罪刑法定主义的刑法原则，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2．礼法结合，相互为用 从西汉武帝时起，便奉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由此而开始了法律儒家化的进程。从西汉到唐朝经过八百多年的时间终于达到了定型。所谓法律的儒家化，也就是引礼入法，礼法结合的问题。 礼起源于氏族社会末期的宗教仪式，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被统治者改造成为体现“别贵贱、序尊卑”等级秩序的行为规范。汉儒通过说经解律、注律和引经断狱等途径，引礼入法，使礼的基本规范法律化。至唐朝，礼法结合、相辅相佐已经形成密不可分的“本”、“用”关系，如同《唐律疏议》名例篇所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其具体表现是： 第一，礼的纲常名教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指导着法律的制定。例如，危害君权、父权、夫权的行为便构成了“为常赦所不原”的“十恶大罪”。十恶大罪起源于北齐的重罪十条，隋唐以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