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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增收的两大制约因素 何慧丽 农业作为一个不经济的领域早已成为共识。就此例看，种田能手种田亏本，不是缺乏科技，不够规模和专业化，但他依靠科技、规模化和专业化增收致富的办法统统失灵，这至少说明农民增收的主要制约因素不在农业生产本身。本文据此个案，从农业生产之外，探讨以粮价下跌、生产资料价格上升、税负严重为表现的影响农民增收的两大主要制约因素，以及解决办法。 一 现实中农业产业化的另一面——对农业剩余的汲取 农业产业化，即建立农业产前、产中、产后三个环节相配套的农业生产服务体系，所谓的产购销一条龙，“公司﹢农户”，等等。现实中的农业产业化为农民提供了方便的服务，解决了生产过程中各种困难，似乎可以使农民致富。但是，它具有更为真实的另一面，即采取扩大剪刀差的方式过量提取农业剩余。 具体说来，农业生产里面已经没有收益，资金、化肥、农药、种子以及产出品的加工、购销等非农领域，通过对农产品的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加工、流通等还可以生成一定的利润。这些涉农领域中能获利的经济组织，由于自上而下的控制体系实际上成为各级政府和垄断部门的资产，其服务功能在大多数地方实际上已经异化，所谓“农业服务”，如电力、农机、水利、植保，以及农药、化肥、种子等方方面面，都变成政府部门的条条控制；种子站、农机站、化肥站等“七所八站”的体系都完整地放在政府一头。于是，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作用下，这些涉农经济部门兼具市场垄断和行政垄断，趋向于追求垄断性地占有超额利润。这使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难以产生，加剧了农业与工商业的交易劣势。 当凭借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的部门坚持、并且加强原有制度来获取利润的时候，农业的产业化并不能使农民在农业生产活动中获得利润。所谓“粮贸公司＋农户”、“棉花公司＋农户”、“油脂公司＋农户”等农业产业化模式中的国有公司，国家给收购资金收购农民的粮棉油产品，有的却一直以来公然不执行国家收购政策，压级压价，缺斤少两克扣农民，如湖北省棋盘乡1999年的粮食收购的保护价本来就是1995年以来最低的，早稻、中稻和晚稻每百斤分别为45元、47元和47元；但农民交售时的实际价格更低，三茬稻的实际价格分别为40元、39元和35元左右[1]。 政府主导、参与的产业化尚不可能使农民从中获得真正的实惠，更不用说其它的经济实体主导、参与的“企业＋农户”的模式了。因为企业的目的就是利润最大化，当它能获得超额利润时，可能会让利于农民；当只能获得社会平均利润时，可能会分一点利给农民，当得不到社会平均利润和面临危险时，就会转嫁风险于农民。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第一目标的农村外部的企业，与不经济甚至负效益的农业结合，很难对农民增收有利。 罗善平收获的稻谷每50公斤才43元，这个价格对水稻高产区的优质稻而言，大大低于政府的保护价。其每亩用于购买种子、化肥、农药的成本为138元，占毛收入365．5元的37%；机耕、灌溉、收割、移栽的成本145元，占毛收入的40%。这占毛收入77%的开支中，除了移栽之外的每个环节，都是农民不能进入的领域：提供种子、化肥、农药的多是部门垄断，并有交易中的各种壁垒的限制；至于机耕、收割的费用，明显地与农民买这些机械化的生产资料的价格之高相关，而灌溉费用则与水利部门管辖的水费，电力部门管辖的电费之高相关。这高昂的成本中到底有多少属于市场加部门垄断的剪刀差，不得而知。但事实是：自80年代初以来，国家大幅提高了18类农副产品价格，但同时，生产成本增加，主要涉农工商业产品价格大幅上涨。以1990—2000年价格变动情况为例，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平均每年提高4．5个百分点，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销售指数则平均每年提高6．6个百分点。其间，1996—2000年，由于种种原因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均呈下跌趋势，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环比指数累积下跌了24．1个百分点[2]，而农用生产资料销售价格环比指数才累积下跌了3．3个百分点，差距达20．8个百分点[3]。农副产品和农用生产资料比价差距拉大，造成由涉农工商部门占有的巨大的“剪刀差”。 通过提高外部规模的、以涉农垄断部门和工商业资本入侵农业的产业化，成为汲取农业剩余的有效机制。这正是粮价低落、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成万上亿的罗善平们种田亏本的第一个主要原因。 二 税负的加重与基层政权“经济行动者”的角色高度相关 实行财政包干体制确立了各级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比较明确的收益分配关系。财政包干体制，即分税制，实质就是“地方承包制”，就是让县、乡镇地方政府在市场中“自主经营、自负营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在一些县、乡级的经济组织中，从实际决策和责任承担者看，政府是实际上的所有者，是经济主体，有扩张财产收益的明确动机和行为。有学者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基层政权成为公共资源的垄断集团，成为从事经营的“经济行动者”[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