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陶瓷文化的研究报告.docVIP

关于陶瓷文化的研究报告有关陶瓷文化研究是一个既老又新的课题。说其老，是由于以往对于陶瓷的研究，都会涉及到文化这个问题。说其新，是由于今天对于陶瓷的研究，特别是对于陶瓷与文化关系问题的研究还有待于深入进行。从传统来看，涉及到陶瓷文化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陶瓷文化的初步自觉的反映。如中国古代的陶瓷论著中，经常把陶瓷作为反映文人士大夫“格物穷理”理想的凭借物。这是一种自觉的行为，但相对于陶瓷研究来说，又是不自觉的行为，因为这里所谓的自觉，并不是把陶瓷作为一个专门的事物来研究，而只是把它作为反映文化大趋向的一种凭借物，因而其中的自觉成分相对于陶瓷研究来说，其自觉性是远远不足的。二是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社会科学的全面引入，陶瓷研究进入多角度、多层次。所谓多角度和多层次，即指陶瓷的专业化研究不仅愈加成型，而且随着陶瓷研究属性的分化，陶瓷考古学、陶瓷科学实验、陶瓷艺术研究等多方面的领域建立起来。这些领域的建立本身，就是陶瓷文化发展的多种表现。自然，这种陶瓷文化只是类型化的一种反映，并未体现出其本质和灵魂。陶瓷文化的概念陶瓷文化就本质和灵魂来说，是通过它的专业化来实现的，即建立专门的陶瓷文化学科殊为必要，并且以学科的身份与陶瓷考古、陶瓷科学实验、陶瓷艺术……等学科并列。从这一点来看，虽然这些学科也属于陶瓷文化外延所建立的学科，但它们与陶瓷文化学科本身所要涉及的内容并不相同。陶瓷文化的定义就是人的生产和制作陶瓷的方式。二、陶瓷文化的结构《陶冶图说》是中国古代陶瓷工艺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其中渗透着中国古代工艺造物的思想观念，反映中国传统的文化意识。唐英《陶冶图说》中的工艺观念的核心就是述技和神技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在继承中国古代传统的工艺观念，特别是继承了《考工记》和《天工开物》的工艺观念，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工艺状况而形成的。从表面上看，述技与神技是相互排斥的，两这似乎在反映着相反的内容，实际上，它们是相互补充的整体。述技是神技的一种转化形式，神技是述技的一种内在的支配力量。这两者不仅在唐英的工艺观念中，而且在当时的瓷器制作的整体过程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由《陶冶图说》的工艺观念，反映出中国古代陶瓷工艺文化总体思路。而由陶器发展到瓷器，由白瓷的产生到宋代官窑瓷器工艺，由明清颜色釉瓷器到明清彩瓷的发展，无不渗透着这种观念的因素。这种因素是中国古代陶瓷文化发展的基础。从社会关系文化上讲，陶瓷表现为陶政和封建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协调。中国的封建社会以专制为表现特征，瓷器中的社会关系文化因素也体现出这种特征。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前期，瓷器仅仅应用于一个狭小的范围，其应用层次也高低不等，但是始终没有上升至皇权的程度。从中唐开始，随着封建专制的加强，瓷器开始为封建皇权所重视，著名的秘色瓷就是封建统治者将士大夫饮茶使用的茶具供奉于法门寺地宫，以保佑封建统治的长久。五代时越窑瓷器作为江南吴越国的宝物而进献给北方的统治者，使越窑瓷器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宋代时，出现了专门为封建统治者生产瓷器的窑厂，这就是官窑，汝窑、官窑、哥窑、官钧窑，其制品以精纯的工艺特色而促进了制瓷工艺的跃进。明清时，更在传统的基础上设立御器厂和御窑厂，把中国古代瓷器推向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从御用瓷器的陶政管理上讲，唐代时在民窑设立“贡窑”。宋代时，除设立官窑外，还在民窑设立“置官监窑”制度。元代时，在枢府窑实行“有命则供，否则止。”的制度。明清时，除设立御器厂和御窑厂外，还实行“官搭民烧”制度。从明代的情况来讲，明代御器厂陶务由工部设官督陶，后由中官负责督理。御器厂内的匠役分三种：官匠、编役、雇役，而雇役的出现则是因明代中晚期的社会经济领域出现的变化而采取的运作形式。“官搭民烧”制度是制瓷工序分成两半，一半在御器厂，一半在民窑。从明代社会经济的角度讲，明代中晚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使新的生产关系得以形成，这样，景德镇民窑就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逐步壮大起来，并对官窑造成极大的冲击，使其不得不借助民窑的力量完成制瓷任务，这就是“官搭民烧”。而官窑则竭力保持自己在制瓷业中的统治地位，一方面抑制民窑的发展，另一方面则利用民窑来为自己服务。中国封建社会陶瓷社会关系文化的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关系文化的缩影，是儒法并举的封建政治文化的具体体现，也是重农抑商的经济文化的具体体现。从精神文化上，陶瓷中的精神文化，是陶瓷文化的灵魂，是支配其他文化层次的因素。然而所谓的陶瓷精神文化，是指它所呈现的面貌而言，而实质上就是文化结构中的精神文化。如魏晋南北朝时，从印度传入的佛教风行于中国南北，瓷器上就普遍出现反映佛教境界的莲瓣纹，更出现了制作工艺复杂的莲花尊。在中国古代瓷器发展过程中，瓷器中精神文化的表现也各不相同。中唐时期的“秘色瓷”，并非是由于精神文化而产生，却由于封建统治者和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