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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以学术为业》的一点思考计科80 王林森 2008012317马克斯·韦伯是欧洲社会法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曾致力于古代和中世纪的经济与法律史研究。做为一名资深的大学教授,韦伯很自然地对大学的本质特征和命运也给予极大的关注。当他考察德国许多大学的现状时,韦伯发现,在德国学术人失去了作为学者的尊严感。如同政治领域一样,他们被官僚体制和经济利益所愚弄,学术在被引诱、欺骗、蛊惑中走向腐败。他认为德国大学的教授们在自欺欺人,他们幻想学术自由依然会存在于那个充满了束缚的领域,对官僚体制和政客们墨守成规的做法,他们由于追逐名誉,屈从专制,趋炎附势而浑然不觉。在当时的社会变革中人们共同关注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同样关注大学这一特殊社会形态的命运。韦伯身处在一个社会形态剧烈变革的时代,在那样一个矛盾冲突剧烈的特殊社会背景下,始终强调“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基本原则。在今天,也是我们难以做到的。这些都代表了当时的思想潮流。韦伯希望让经济学家们意识到,他们对具体政治的建议,不单出自于经济学研究,而是基于他们希望别人能够接受的建立在某种道德和政治基础之上的观念。他论述了大学里社会科学教师是否应该在教学过程中阐述自己的政治价值观,以及在什么条件和形式下,他们这样做才是合理的等诸多问题。他的观点如下:大学教师如果要表达其所承认的政治观点和信仰的看法,那么,他应当承担起道德践行的责任,而不应只是把它作为基于“事实”的“假设”而自己却置道德责任于不顾。他在《以学术为业》中不仅痛惜科学和学术的局限,而且对科学价值信仰做出的一次最深刻、最动人的告白。他明确了这样一个观点:个体责任感和团体自尊感是学术繁荣和大学正常运作及其社会功能发挥作用的前提和条件。仔细思考韦伯的大学论思想,我们不难发现,韦伯自始至终是从学术研究的核心问题:“学术自由”和“大学体制”的关系来论述的。他在《以学术为业》中也明确地表明他是从这种社会学视角来进行论述的。“以学术为业”一词曾被译成“学术作为一种志业”,韦伯以此为题的演讲中首先论述了“以学术为业”的本质内涵,但论述中已经直截了当地将官僚制大学经营作为公式来叙述了。他认为:“医学、自然科学领域的大型研究所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为了这种企业性的经营,必须采用与大规模经营一致的手段。而且,在开始实行资本经营的时候,无论在哪里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即‘工人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现象。在这样的关系制度中,工人必须依赖国家才能获得劳动的生产资料和设备,他们要服从工厂主。在这里人与人存在于支配和被支配的两种关系中,最终将会发生向卡尔·马克思认为的那样,因为物化带来的自我异化,最终人民要为自由解放而斗争”。而韦伯认为很难拒绝这样理性的合理化宿命。其实,最早引起韦伯对大学官僚制度现象关心的是美国的大学制度对德国传统制度的冲击。在美国的大学体制中,其最显著的特征也是官僚制度，教师的生活保障制度与德国不一样,美国教师职称起点是助教,一旦受到聘任,就取得相应报酬的薪金,但是随时有被解雇的风险。其雇佣体制与企业的雇员一样,大学成了对教师能力进行无情地筛选的充满了竞争机制的场所；但是,在德国大学教师还是以“编外讲师”的资格步入大学开始学者生涯的,大学人事权依然在同僚制的框架里。“编外讲师”因为不拿国家薪俸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站在大学的讲台上的。就此而言,“编外讲师”与教授是学术上的竞争对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编外讲师制度”也是把竞争原理引入大学体制内并且是促使大学学术研究活跃的一个源头。这种“编外讲师”制度对德国各大学之间的人才发掘、学术交流、创新起了很大作用,可以说是大学学术发展、进步的一个原动力。然而,这种传统的“同僚制”支配下的“编外讲师制度”的基础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产生的发展和官僚行政体制的介入逐渐被瓦解了。另一种新的制度替代了“编外讲师制度”。这就是在大学研究机构之下设立的研究所及所长之下设立的另一下属职位———助教。与“编外讲师”不同,助教领取国家预算所拨的薪金,收入稳定,成为相单有吸引力的职位。因此,他们虽然知道这样一来,就必须在诸多方面服从所长、正教授的指示、派动乃至研究项目的选择和被编入等级森严的阶层组织中去等不利的因素,但依然有很多人向往得到助教这样的职位。最终的结果是,作为德国大学良好传统的“编外讲师制度”,在教育行政体制与大学长期斗争中,在“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制度”的侵蚀下变了质。韦伯认为,这种盛行的体制,试图把新的一代学者改变成为学术“生意人”,变成没有自己思想的体制中的“植物人”,误导他们,使他们陷入一种良心的冲突之中,步入错误的道路,甚至贯串他们的整个学术生涯,并要承担由此而来的痛苦。这样的历史事实我们不能忽视。 与大学官僚化相比,韦伯对学术研究失去自由竞争机制带来的危机表现了很大的忧虑。他对日益扩大的招生规模和产业化经营的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