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少年时曾住在杭州.docVIP

周作人少年时曾住在杭州。对他而言，那或许是一段平常又惨淡的时光，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只不过轻描淡写地说上两句。但在这背后，有他酸涩的初恋，那单相思的对象最终因为染病死亡，这是何等的悲哀啊。在他的一生中，这段时光时时会闪现。可以说，杭州的经历在周作人的性格中逐渐渗进了终身不能摆脱的冷漠与孤傲■王川“关于杭州，无论在日记上，无论在记忆上，总想不起有什么很好的回忆来，因为当时的背景实在太惨淡了。”（《知堂回想录上·十四杭州》）1897年正月，周作人父亲周伯宜去世后的第二年，因为祖父和潘姨太（名大凤，周作人的文章中对其称呼不一，有时又称为“宋姨太太”）的儿子伯升（其母章氏早逝，归潘姨太领管）去了南京，周作人作为补缺，到杭州陪侍因科考贿赂案发被光绪皇帝钦判了斩监候、羁押在杭州府狱里的祖父周福清。虽是一段背景惨淡的日子，但却发生了一件让他纪念终生的事情，那就是他的初恋。没有什么很好的回忆，也许这是真的，一个孤独的少年，在家庭败落的当口跑到异地孤单地陪侍羁押在狱中的祖父，又遭遇了酸涩的初恋，那单相思的对象最终因为染病死亡，这是何等的悲哀啊！可以说，杭州前后的经历在周作人的性格中逐渐渗进了终生不能摆脱的冷漠与孤傲。清冷的空气拂过少年寂寥的心，杭州城或寂静或喧闹的场景都恍惚沉入流逝的梦中，难辨一丝清晰的踪影。周作人和潘姨太住在一个叫花牌楼的地方，沿着巷子走，会看见“塔儿头”和零零落落的几家店铺，还有一所银元局，院里高高地矗立着一根大烟囱，在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得见。不过，“这地点的好处是离杭州府署很近，因为祖父便关在杭州府的司狱司里，我每隔三四天去看他一回，陪他坐到下午方才回来。”（《知堂回想录上·十四杭州》）住在花牌楼的日子很闲散，也很寂寞。大概是初到一个新的环境，什么都不太习惯的缘故，周作人对那段生活的记录几乎没有多少欣喜可言:“花牌楼的房屋，是杭州区那时候标准的市房的格式。临街一道墙门，里边是狭长的一个两家公用的院子，随后是双扇的宅门，平常有两扇向外开的半截板门关着。里面一间算是堂屋，后面一间稍小，北头装着楼梯，这底下有一副板床，是仆人晚上来住宿的床位，右首北向有两扇板窗，对窗一顶板桌，我白天便在这里用功，到晚上就让给仆人用了。后面三分之二是厨房，其三分之一乃是一个小院子，与东邻隔篱相对。走上楼梯去，半间屋子是女佣的宿所，前边一间是主妇的，我便寄宿在那里东边南窗。一天的饭食，是早上吃汤泡饭，这是浙西一代的习惯，因为早上起来得晚，只将隔日的剩饭开水泡了来吃，若是在绍兴则一日三餐，必须从头来煮的。狱中只煮两顿饭，菜则由仆人做好送来，供中午及晚餐之用。在家里住惯了，虽是个破落的“台门”，到底房屋是不少，况且更有“百草园”的园地，十足有地方够玩耍，如今拘在小楼里边，这生活够单调气闷的了。然而不久也就习惯了。前楼的窗只能看见狭长的小院子，无法利用，后窗却可以望得很远，偶然有一二行人走过去。这地方有一个小土堆，本地人把它当作山看，叫做“狗儿山”，不过日夕相望，看来看去还是一个土堆，没有什么可看的地方，花牌楼寓居的景色，所可描写的大约不过如此。”（《知堂回想录上·十五花牌楼上》）住在花牌楼里还有许多烦恼的事，其一就是被臭虫咬，既痛又痒，身上还要起红肿的疙瘩。周作人天天在床上找，尤其是帐子的四角和两扇的缝合处，他把一只盛了凉水的脸盆放在地上，用手将臭虫拨到里面，水面一会儿就浮满了那令人讨厌的家伙。另一件事就是挨饿。十二三岁的少年，正是生长的时候，每天的一顿稀饭和两顿干饭实在不够吃，除了每天下午定例的一回一条糕干，别的点心是没有的，不像在绍兴家里那会儿。周作人只好自己想办法:“没有别的办法，我就来偷冷饭吃，独自到灶头，从挂着的饭篮内拣大块的饭直往嘴里送，这淡饭的滋味简直无物可比，可以说是一生吃过的东西里的最美味吧。”（《同上》）可见当时真是饿极了。这事情很快被潘姨太发觉了，知道是周作人偷吃了，却故意对女仆宋妈说:“这也是奇怪的，怎么饭篮悬挂空中，猫儿会来偷吃去了呢？”本来这是俏皮的挖苦话，可是引起了周作人的反感。他心想，必要的时候就继续偷吃下去，你自管去说，我才不管那一套！好在宋妈很有些侠气，看到周作人孤寂无依，常把自己做的“六谷糊”给他吃，玉米面加上白薯块，虽是乡下人的饭食，但周作人觉得很香甜。另外，周作人对潘姨太也并没有恶感，她人并不坏，只是地位造成了某些让人不喜欢的性格。因为是北京人，喜欢京剧，有时不知从哪里弄来《二进宫》这样的石印戏本，她不会徒手写字，周作人便帮她描一本，自己也按上面的小字抄一本。潘姨太和自己的小姑姑同岁（1868年生），住在花牌楼的时候也不过刚过30岁。一个30岁的女人陪着一个在监狱里的老头虚耗青春，其内心深藏的连她自己都难以发现的凄楚，在周作人心里生发出许多同情，继而渐渐成为他关注旧时代妇女命运的一个活例。花牌楼的时光流动得不能再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