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社会抚养费征收与法院强制执行.docVIP

小议社会抚养费征收与法院强制执行社会抚养费脱胎于我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计划外生育费”（或称“超生罚款”），是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核心制度。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萌芽可以追溯到1953年卫生部修订的《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196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规定“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第一次将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提到国家政策的高度。1964年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成立， 1973年开始各省都相继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1978年《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第一次把计划生育写入国家根本大法。随之而来的是我国计划生育立法的蓬勃发展，1980年《婚姻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实行计划生育”，第五条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 周岁。晚婚晚育应予鼓励”，第十二条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1982年《宪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第四十九条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2001年12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2002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标志着我国计划生育法律体系的最终形成。从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的成立到把推行计划生育纳入国家的根本大法，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我国的计划生育从萌芽状态一步一步的走向了成熟与完善，也从单纯的国家政策上升为具体的法律规定。社会抚养费（计划外生育费）的征收始于地方性实践。1980年2月，广东省率先通过了《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其中第十四条规定“对不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夫妇征收超计划生育费……”，是各地方法规中最早对超计划生育收费做出的规定。广东的首开先例，应该说为随后各省相继制定《计划生育条例》起到了一定的引导性作用。1992年国家计生委《计划外生育费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对计划外生育者……依照规定征收计划外生育费”，第三条规定“计划外生育费是一项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对计划外生育者征收的补偿性资金……”，将各地规定的“超生罚款”统一称为“计划外生育费”，且定性为补偿性质。1995年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的计划生育》（白皮书）“对多生育子女的家庭，则征收一定数额的社会抚养费……”第一次将此类收费称为“社会抚养费”。2000年9月1日，财政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计生委联合发出关于计划外生育费改社会抚养费的通知，将“计划外生育费”统一更名为“社会抚养费”。2001年12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正式将社会抚养费制度写入法律。在社会抚养费制度正式形成之前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政府计生部门可以直接对相对人强制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在执行过程中常常会出现滥用职权从而侵犯相对人合法权利的现象，不仅破坏了政府的形象，也影响了计划生育工作的有序开展。2001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未在规定的期限内足额缴纳应当缴纳的社会抚养费的，自欠缴之日起，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收滞纳金；仍不缴纳的，由作出征收决定的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此，在现行的社会抚养费制度下，相对人如果没有按规定缴纳社会抚养费，计生部门不能直接向相对人强制征收，而只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样就避免了征收过程中征收主体由于职权滥用等原因造成的侵害相对人合法权益现象的发生，有效地保障了相对人的利利；同时，法院强制执行权的介入，也让我国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在新时期取得了更大的成效。然而在现阶段，法院强制执行社会抚养费征收案件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1、计生部门向法院递交申请的材料不齐全，影响法院的立案及执行工作。如递交的材料中，缺少相关法律文书的送达证明，无法确定相对人是否收到相关的法律文书及其是否失去了相关的救济权利，从而影响法院的立案工作。同时，法院在执行过程中，相对人也会以没有收到计生部门相关的法律文书为由，抗拒法院的执行，造成法院执行过程中的尴尬局面。2、计生部门在申请执行的相对人上把关不严，造成法院的执行难。法院强制执行社会抚养费征收案件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由于计生部门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案件一般是计生部门自身难以执行的案件，而由于计生部门的审查不严，不能实地调查征收对象户具体的家庭情况，导致对象户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没有执行能力的困难户，从而造成了法院的执行难，影响了法律的权威。针对上述两个问题，计生部门应当加强自身的责任意识，在社会抚养费征收过程中，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在发现有违反计划生育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