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文化简稿.docVIP

PAGE PAGE 4 石鼓春秋——石鼓文化 （整理 齐远） 石鼓也叫“陈仓石鼓”“岐阳石鼓”，是十个刻有铭文的石墩，刻于先秦时期，唐公元627年发现于陕西宝鸡陈仓北坂的荒野，现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石鼓馆。不过从严格意义上讲，石鼓应当叫做“石碣”，因为十面石鼓形状各异，并非是完全的鼓形。在曹操的《观沧海》诗中即有“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由于鼓身上刻凿的文字珍贵，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历代都极受重视。根据鼓身上的文字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虞)(yu)人、吾车、汧沔(qianmian)、田车、銮车、霝(ling)雨。 石鼓变迁 继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盛世——秦汉大统一之后，经历了 魏晋南北朝长达400年之久的割据纷争，中国于公元6世纪进入历史上第二个盛世——隋唐盛世，文化艺术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而被誉为“中华第一古物”的陈仓石鼓亦正是在这一片海晏河清的太平世景中被发现并被世人所惊叹而崇拜，并在其发现至今1400年的时段里，衍行创造出来灿烂的石鼓文化，同时出现了许多关于石鼓的谜团吸引着历代的人士孜孜不倦的探索。 在唐代贞观初年人们在原陕西凤翔府的陈仓山(即今宝鸡鸡峰山)的北坡，发现了十面形似鼓、花岗岩石质的石碣，他们整体圆而见方、高三尺左右、腰围六道七尺左右。人们剔掉这石头上的土渍，发现其上了刻有约两寸左右见方的古文字，没有人能读懂它。十面石碣的出现，轰动一时，而唐代时一个文化昌盛的时代，书画艺术发展臻盛，而石碣上的文字书画圆润是书画临摹的范本。一时间引得许多书画大家纷至踏来临摹作拓，尤其是“唐初三大书法家”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对石碣上的文字书法尤为推崇。时人李贤在其《后汉书注》中因为是碣的形状像鼓而命名其为“石鼓”，而大诗人杜甫在去《赠李潮八分小篆歌》中称为“陈仓石鼓”——这一称教“石鼓”更明确了石碣的归宿；贞观十的吏部侍郎苏勖以及窦蒙等人解读是碣铭文时认为其是西周宣王时渔猎生活得记载，故而命名其为“猎碣”。在唐代，陈仓归岐州管辖，因而也有“岐阳之鼓”、“岐州石鼓”等称谓。总之，“石鼓”可成十面石碣只代称，于是，后人亦多沿用“石鼓”之名，不过，此种称谓很容易使人望文生义，以为“石鼓”是可敲击的一种乐器，而事实却是相差极远。 据李仲操先生、宝鸡文理学院教授彭曦等人的考证，石鼓的出世地就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石鼓山，彭曦教授于上世纪80—90年代曾多次在石鼓山考察，发现多处有秦汉时期的建材绳纹板瓦、筒瓦瓦片等，且石鼓的石质于现今茵香河一带的石头石质相同。此外，上世纪80年代石鼓山出土了清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镌立的《重修石鼓寺碑记》，文曰：“此古之大刹，昔之石鼓实出于此。”而唐朝后期李吉甫（758--814）所撰写的《元和郡县图志》中说石鼓发现地在“天兴（凤翔县南二十里”，经考证此处当是唐肃宗时将石鼓由石鼓山迁徙至凤翔时的放置地，而不是最初发现地。 石鼓虽现身于盛唐，声震四方，名扬天下，但缺少应有的保护，且由于众人的临摹作拓以及荒野中的风吹雨打，使得十面石鼓腐蚀严重。据南宋王厚之《复斋碑录》记载，在唐代元和初年（公元806—820），著名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上书朝廷祭酒（主管教育事业的部门），建议将石鼓用车运到当时的最高学府长安太学加以保护，但可惜的是，没人理睬，韩愈对此感慨良多，赋《石鼓歌》抒怀，慨石鼓命运多舛，宝物无人识！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将陈仓更名为宝鸡，石鼓也由石鼓山迁至天兴县(县治在石鼻城，后改称雍城，即今凤翔)，但仍未得到妥善保护，至唐宪宗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时任国子监祭酒的郑余庆将石鼓置于孔庙，一直到唐末，其在孔庙的平静生活才被打破。 唐代末年，藩镇割据，黄巢大起义，唐亡。战乱四起，社会动荡，十面石鼓亦难逃厄运，历遭劫难，散失于明间。北宋建立，重文偃武，文化事业再度繁荣，喜欢书法的宋仁宗赵祯下旨寻找石鼓，时任凤翔地方官的司马池（司马光的父亲）为了得到朝廷的信任得以晋升，而悉心访查，只找回九只石鼓，缺一只，司马池冒风险仿制了那面丢失的“乍原鼓”但被行家对照唐时拓本而被识破，司马池亦因石鼓造假而获罪，找回的九只石鼓被车运回凤翔。安放在府学门下，并用木栏围护——这在南宋史学家郑樵《石鼓音序》以及黄朝英德《靖康湘亲杂记》中都有记载。到了仁宗皇佑四年（公元1052年）著名金石学家向传师偶得太氏拓本，便奔赴山西太氏居所，然而太氏一家早因瘟疫而族忘房毁，但此行却在一屠户院中找到了五代十国时散亡的“乍原鼓”，只可惜此鼓已被削掉了上部，而且上部凿了槽用以舂米，但下部文字尚存部分——终于使得十只石鼓足数。到了北宋1061年，当时在宝鸡凤翔任签判一职的苏东坡在凤翔孔庙中见到了这只石鼓，有感而发《石鼓歌》一首，给石鼓文化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北宋微宗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酷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