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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社会学复习纲要梁启超是把我国各族群最早称之为“民族”的学者。对中国各族群最早冠以“汉族”“藏族”“蒙古族”等称谓并与境外民族并列的可能黄遵宪，他在《驳革命书（1903）》中称“倡导族者不愿汉族、鲜卑族、蒙古族之杂居共治，转不免受治于条顿民族、斯拉夫民族、拉丁民族之下也。”黄遵宪曾长期出使日本，在民族概念用语上很可能受到日本用词的影响。”孙中山先生早期一度把“中国人”称为“一个民族”，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这即是当时流行的“五族共和”的提法。斯大林民族定义标准：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中华文化绵延不衰的原因：汉族善于蜕变汉族“尚中庸”汉族“无种族界限”，对外族“无歧视之见”美国学者康纳把共产党国家的语言政策归纳为“三阶段模式”：“多元主义”政策，各种少数族群的语言的使用受到鼓励“双语主义”，政府增加了要求学习国家主导语言的要求“统一语言”，国家主导语言成为唯一的教学语言和官方正式语言英格尔衡量城市社会族群力量的三个维度：基本归属感、分享的利益、与政府的疏离感群体互动结果五个类型：灭绝或驱逐隔离分层多元化同化或通婚“肯定性行动”是指照顾少数族裔与弱势群体的特殊优惠措施，由美国政府倡导推行，主要集中于入学与就业等领域。内源性发展又称为内发发展(EndogenousDevefopment)，最初以文本形式提出是在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的《内源发展战略》一书中，它把内源性发展定义为:“内源发展的首要含意是:尊重文化的同一性和各国人民享有自己文化的权利。在经济上的考虑和把发展归结为数量上的增长长期居于统治地位以后，人类恢复了自身的中心地位，人类既是发展的动力，又是发展的目的。”“文化自觉”的命题最初是由费孝通指出“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他同时还提出，文化自觉的基本价值意蕴和旨趣是“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文化自觉的发展历程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逆向歧视”( REVERSED DISCRIMINATION)，指在反歧视条例、保障政策或积极平权措施下，使该被保障的群体得益，而令主流社会群体受到不平等的对待。国族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英文里的“nation”一词，本身就兼有“国族”和“国家”两层意思。民族国家是西方政治发展的产物，从本质上讲，它是对封建割据、外来权威及王权专制的一种反动，其最为核心的内容是“统一”——国家政权的统一，政权之下国民(或民族)的统一，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统一，它的基本特征是国家的发育和以全体国民为基础的民族因素的形成基本处于同一过程。因此可以说，民族国家原本指的是那种相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教权国家、诸侯国家和封建专制王朝而言的，建立在新兴的、统一的、以国家为标识和认同核心的民族(国族)基础上的主权国家。原生性族群认同：原生论认为族群认同的存在是与生俱来的，有的学者强调这些先于个人而存在的文化特质的重要性，如肤色、血缘、语言、宗教、民俗及历史与起源等在塑造任何族群认同时的决定性作用，而有的学者则从族群的生物性入手来论证族群认同的既定性和不可变化性，因此，对原生论者来说，族群身份是赋予的，一旦赋予，就很难被改变或否认，而正是这种原初的或根本的族群认同，对一个族群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工具性民族认同：工具主义论的很多学者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更是强调了族群及族群认同的社会建构性，即强调族群认同是为了特定的政治和经济目的改变，建构甚至是操纵而形成的，比如保罗.布拉斯，借鉴精英论的观点，从纯粹的工具主义和精英动员的角度强调族群认同的精英建构性，他认为，族群认同不是天生的或者既定的，其本身不具有自主性，而是社会和政治建构的产物，甚至是“精英创作”歪曲并有时编造他们想代表的群体的文化材料，以保障他们的福祉或存在，或获得本群体以及主要是精英自己的政治和经济优势。依附理论依附是指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和扩张。依附的基础是国际分工。不发达不是先于资本主义的一个落后阶段，它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结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即依附性资本主义。依附理论主要是拉丁美洲的一些学者在研究拉丁美洲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依附理论不是研究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的，而是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