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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性的证明之一：面对史铁生　　1.我们时代的思索者　　如此标题，并不是想说史铁生证明了神性，而是说，史铁生坚韧不拔的努力，坦率真诚的内省，这过程本身，是神性的证明。用史铁生自己的话来说：「在神的字典里，行与路共一种解释」。1　　当代中国大陆作家中，宗教信仰坚定的，更有人在。但是，他们与史铁生不同：张承志之皈依伊斯兰教义，是他种族文化基因拨动的回归；北村的基督教信仰，是他一贯悲悯情怀应然的选择；高行健的迷恋禅宗，则是他近年戏剧的美学基础。这些作家不需要努力证明神性的存在。对他们，神性的存在，是他们的信仰，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既不需要证明，也不容忍证伪。　　史铁生不同，除了残疾之身使他更关注命运，或者说，使他有内省的时间，其它各个方面，他与大陆大部份中年人，没有什么不同：我们整整几代人，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浸泡于道德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文化革命中亲身经历了这个意识形态极端式的「实践」，然后眼看其在实用主义的强酸中消蚀。我们没有走上史铁生式的寻找之路，是因为我们认为目前这个带着意识形态残骨的实利主义杂烩，对中国，是多年意识形态压力下的一种解放；对个人，追求终极价值，目前好像还是个奢侈，至少目前尚无此必要。　　因此，在偌大的中国思想界文学界，史铁生是孤独的：他的毕生力作，1995年发表的四十万字长篇小说《务虚笔记》，应者寥寥，似乎很少有人读到底。七年来，没有几篇评论。是否因为其宗教性不合时宜？不是。张承志的宗教浪漫精神，反应热烈，几乎使张承志成为圣者；北村的作品，也是好评如潮；高行健的现代禅剧，至少在西方舞台上得到同情的呼应。看来，读者评论界还是能够呼应宗教精神，但是不是史铁生式的追求。　　还记得，史铁生在八十年代，是「知情情怀」的第一个代言人，当时读者的热情令人感动，批评界的欢呼也依稀在耳。八十年代中期，史铁生对上帝不公，造物弄人的感怀－－也就是说，他无法用逻辑推理找到神性之时－－他还依然是中国文学界的中坚人物。2 恰恰是在九十年代，在史铁生走出理性求证的迷宫后，中国读者背过身去。不是因为他不合时宜，而是因为他的证明神性之路，太靠近我们。与张承志，北村，高行健，我们保持着赞美距离，或审美距离，而史铁生的路，就是我们面对，却不愿走的路。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思想界的少数「精神价值派」，也一直没有重视史铁生。1993-94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涉及「终极关怀」，没有人提及史铁生；此后言辞激烈的《反对投降丛书》，也没有包括史铁生。　　我想，思想界并不是有意忽视史铁生，而是觉得他的思路过于遥远。或许，我们潜意识中感到一种恐惧：接受史铁生的思路，将直接威胁现代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根本方式。　　但是我们终将面对史铁生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这不会是一件很轻松的事，但却是我们自己的事，而且是紧迫的事。虽然史铁生式的思索，没有短期重要性，却是直接施压于我们这一代的典型思考方式。如果我们在不能作出理解的努力，后面几代人就会觉得恍若隔世。　　什么是我们这几代人的经历特征？那就是，我们曾长期拥有全能全知全善的，具有充份神性品格的道德化意识形态。我们的成长，一直在这个精神的诃护与威势之中。它具有充份的父性权威，压迫我们，但它的美好许诺，也让我们免除自己寻找人生目的之苦。　　甚至今天，在潜意识中，我们还在怀念这个可以让生命小舟归岸停泊的乌托邦。我们的个体存在，曾骄傲地沾有历史目的论的辉光，我们每日的实践，曾充满了神圣的未来性。　　史铁生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具有类神性的「时代精神」。他多次写旧日牧师转而奉仰新意识形态。在他的早期作《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中，詹牧师用三条马克思主义，对基督教作了三点犀利的批判，证明「主是伪善的，骗人的，愚昧的」。上帝的各种神性品格，转移到新的意识形态上。　　马克思在写《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坚持认为全社会不自觉地接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误认为是普世的自然真理。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知道他们为阶级利益而斗争，因此工人阶级的「阶级自觉」，并不伪装为普世性的意识形态，相反，自觉的工人阶级，能看穿意识形态的普世骗局。诚然，马克思也说了一些无产阶级意识的普世性质的话，例如「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等，但是马克思的主导思想，是批判意识形态的伪装的普遍价值。　　此后，经过若干演变，马克思主义才变成一种新的具有充份超越品格的意识形态，成为一个「准宗教体系」，由先知们（革命知识分子）的预言赋予强有力的未来许诺。　　这种转化的生动地出现于1990年发表的《钟声》。b的姑父，一个牧师，看到「上帝把全人类自古以来梦寐以求的那个人间天堂最先给了我们的祖国」。他退出教会，放弃圣职，庄严地宣告「一个没有贫富贵贱之分的社会已经到来，让那无用的上帝安息吧」。于是传出迷人钟声的教堂倒塌了，大钟卸下炼钢铁。　　在马克思的省视中，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