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在中国接受.docVIP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在中国接受 　　摘 要：以时间为线索，以文学接受为重点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文化和文学领域的流传。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 接受 中国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3）03-0087-04 　　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接受，为其在文学领域的接受提供了理论准备。韦清琦和罗婷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论文，都引到了文化方面的论文，将其作为立论的依据，如《西方生态女权主义研究综述》一文被文学批评家反复引证。 　　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的接受可以从《寂静的春天》《自然女性》的翻译算起，之后稍有停滞，直到20世纪末才又零星地闪现于一些文学评论文章中。接受的方式大体可分为作品的翻译，批评理论的引介与前瞻，文学创作的影响；接受先锋有荒林、韦清琦、陈晓兰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罗婷教授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一书中给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席之地，辟专节探讨了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的关系。 　　1988年，张敏生等翻译的《自然女性》不仅是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著作，而且也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杰作。“在写作上，《自然女性》是一本不合常规的书。格里芬别出心裁地将论断以想象推理的方式通过模仿的声音表达出来，而尽力再现这些声音的形象与语调，并在这个由男人、女人和作者本人声音交织的大合唱里，既各有特色又浑然一体。此外，这虽是学术性著作，但作者摒弃了学究式的论述方法，而采用富有诗意、充满激情的散文风格写作。”[1] （P.83 ）虽然《寂静的春天》科学报告的味道过浓，而文学趣味性不足，但是卡森的《海风下》《海的边缘》倒是纯美的文学作品，只是尚待学者将其译介过来。200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了阿特伍德的《浮现》《羚羊与秧鸡》等系列作品。 　　如果说荒林在《时间感，或存在的承担与言说》[2] （PP.59-66 ）一文中，对王小妮的母性以思维方式的贯彻、体现为对万物存在的体恤和尊重是否受过生态女性主义的影响还存在疑问的话，那么在马兰1996年的作品《双向街》[3]中则清晰可见作者受《自然女性》一书的影响。文中不但直接引用了《自然女性》中的妙语，而且其“据说”的句式，一句成段的风格，自言自语的言说方式，诗性的语言，无不再现了《自然女性》的风范。 　　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的前期接受很隐蔽，基本上是在生态批评中附带予以介绍的，不具备独立的身份。陈晓兰在《为人类“他者”的自然――当代西方生态批评》一文中将其视为“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类型，被看作是最激进的非马克思主义批评，同时也是最有潜力的批评”。陈还提到了墨菲、凯特?苏博（Kate Soper）和西苏（Helene Cixous）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的理论主张。韦清琦在《方兴未艾的绿色文学研究――生态批评》中提出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前景相当乐观”，他以劳伦斯和美国女作家裘威特的作品为批评实践的文本，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2003年是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文学领域接受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批评领域开始正名。韦清琦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枝奇葩》一文中明确地从文学批评角度出发，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现状与依据、方法和实践，并且提出了中西生态女性主义学术的戒规问题；但文章仍属于宏观理论的建构。 　　2004年，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接受成果丰硕。罗婷、谢鹏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4] （PP.176-180 ）中对此批评进行了展望，就其何以能成为文学批评，文学中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文本的发掘、文学理论的建构和批评特点的概括做了较为具体的论证。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金莉女士同年在9月的《外国文学》文论讲座的“概念和术语”专栏详细论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背景、基本观点、分支、所面临的挑战等问题。2004 年《外国文学评论》第3期的“当代外国文学”栏目发表了左金梅女士的论文，该文解析了美国当代女小说家珍妮?斯梅蕾（Jane Smiley）的杰作《千亩农庄》（A Thousand Acres）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四川外国语学院的严启刚教授、南开大学的杨海燕女士则看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男性文化霸权对女性的统治的一致性，指出其共同的批判宗旨是“呼吁人类要共织生命之网，建立一个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世界” [5] （PP.37-41 ）。他们在《〈启蒙的辩证法〉和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一文中简要地提到了几个可作生态女性分析的文本，但此处的批评仍是广义的批评。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张峰博士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下解读了约翰?福尔斯的经典小说《收藏家》（The Collector），重新阐释并赋予小说新的意义和价值。这也是以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对传统男性文本进行个案解读的一次尝试，但作者对“生态女性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