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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理念多维视角 　　[摘要] 对于社会管理理念的探讨，本身是一个多角度、多层面的论辩过程。社会管理过程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的理论是社会管理理念形成的重大基础。多元主义和法团主义理论亦分别反映了不同的有关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的制度安排和价值取向。现代社会管理发展过程中，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在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上，传统意义上的政府职能将发生重要变化，非政府公共组织与更大范围的公众参与一起构成社会管理不可或缺的主体。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派克（Robert Park）认为，任何制度形成时没有不是带着价值色彩的。这个带有价值色彩的东西在维系着制度的运行，不管人们是否认识到这点。[1]社会管理理念是社会管理体制建立和运行的内在基础。社会管理体制创新，首先必须树立正确的社会管理理念。更新社会管理理念，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社会管理方法，这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　　一、社会管理理念的多维视角　　对于社会管理理念的探讨，本身是一个多角度、多层面的论辩过程，学界有关这一方面的争论也很多。　　（一） 社会管理过程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　　社会管理过程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的理论是社会管理理念形成的重大基础。社会管理过程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几种观点：（1）非政府组织制衡政府；（2）政府控制非政府组织；（3）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　　“非政府组织制衡政府”的理论可以追溯到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的“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的理论架构。19世纪以前，自由主义基于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人对自然状态的假说，明确主张依凭天赋权力而组织起来的国家以外的共同体，确立了社会的前于或外于国家的身份。在这里，国家的存在是为了维护个人的天赋权利，而个人权利的不可取消性则构成了国家权威及其权力的限度。自由主义者主张以公民社会来制衡国家，划定国家行动的界限，限制国家权力的扩张， 体现在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结构关系上即非政府组织制衡政府。现代自由主义认为国家是“必要的邪恶”，国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公民社会需要国家调解其内部的利益冲突，保护其安全及完成公民社会无力承担的公益事业。托马斯?潘恩认为，公民社会和国家是一种此长彼消的关系。公民社会愈完善，对国家的需求就愈小。理想的国家乃是最低限度的国家。　　“政府控制非政府组织”的理论可以溯源到以黑格尔所主张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理论框架，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乃是个人私利欲望驱动的非理性力量所致的状态，撇开国家来看市民社会，它就只能在伦理层面上表现为一种无政府状态，而绝非是由理性人构成的完满状态。因此，国家是绝对的。黑格尔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学理框架的基本内容是：第一，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市民社会依靠从国家得到睿智的领导和道德的旨意。第二，虽说市民社会与国家相互依存，但它们又处于不同的层次。国家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国家超越市民社会。第三，由于市民社会是由非道德的因果规律所支配，它在伦理层面上表现为一种不自足的地位，因此，对这种不自足的状况的救济或干预，只能诉之于整个社会进程中唯一真正的道义力量，即国家。黑格尔“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理论架构隐含着国家权力可以无所不及以及社会可以被完全政治化的逻辑，并将国家或政治的至上地位以及一切问题都可最终诉求国家而获致解决作为其理论预设。　　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即公民社会参与国家的模式。西方公民社会参与国家的模式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多元主义模式，以美国为代表；另一类模式是法团主义的模式，以瑞典为代表。　　（二） 多元主义模式与法团主义模式　　多元主义和法团主义理论亦分别反映了不同的有关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的制度安排和价值取向。　　在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研究领域，多元主义是最为常见的术语之一。但在学理上对之加以定位，则是极其复杂的，可能涉及多种角度和视域。这一理论认为，社会变得越来越具有综合性，不同的利益集团日益分化，因而权力就不再以某个利益集团的优势为转移了。多元主义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两个世纪以前，如法国哲学家卢梭的理论，其现代先驱则包括D.李斯曼（Riesman）、R.达尔（Dahl）和帕森斯等人。　　就其词义而言，“多元”所指代的似乎是一个相当简单的问题，但实际上这涉及政治学发展过程中分析单位的一个重大转折。在自由主义的政治学传统中，基本的分析单位一向是公民个人。而保守主义的精英理论对于大众的理解，也是将其视为分散的、无组织的个人。　　所谓“多元”，主要包括两种意思：一是指各种各样的组织或利益集团的并存并立，相互竞争；二是指缘于权力资源高度分散而呈现的一种多中心（multiplecenters）或无中心（centerless）格局，即意指社会中存在着权力的多元中心，其中任何中心都不能完全占有主导地位。　　多元主义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