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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集体认同模式演变与重构 　　导读：在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活动中，集体行动的认同逻辑是在一定的行动场域中实现的，并遵循着一定的理论基础范式——市民社会理论。将国家、社会、市场、个人的集体认同关系纳入具体的实践场域中考察可以发现：其行动场域是动态发展的，经历了发端、集结、消解、制度化选择的过程，而集体认同的变化发展取决于行动者的资源以及行动者之间的互动策略。这说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具体实践中也是动态的，并非总是以一种特定的模式出现，而是因事而异的。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2.02.007 　　 　　 Key Words:集体认同 社会管理 行动场域 市民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都发生了权力要素的变化：在经济领域，计划体制基本上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在政治领域，形式上的选举已经成为例行公事，而以村民自治为代表的“草根民主”正在逐步形成，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经常性沟通正在逐步扩大和深化；在社会领域，个人权利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公共领域也有较明显的拓展。此外，国家权力从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部分退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性分化开始进行，公民社会的空间初步显现，而原有的国家、社会的集束式认同模式又呈现出多元化、发散式的特点。从某种程度上讲，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管理仍然处于一种失范的状态。 　　在现实的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中，原子化个人力量往往是单薄的，在现有的体制机制内无法达到有效参与的效果。实践证明，只有当人被组织起来形成一个集团或组织时，才具备了与政府对话的最低要求，进而影响行政的决策、执行和监督。 因此，笔者将研究对象确定为作为一种集体行动的社会管理参与，即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为了某一共同利益——集体认同而组织起来参与到政府行政过程中来，以影响政府活动的制度外的共同行动。作为“一种集体行动的社会管理参与模式”概念，既有别于公民个体的社会管理参与，也有别于制度内的行政参与，并且以集体认同的实现作为行动的基点展开其行动的逻辑策略。 　　 　　一、集体认同的不同模式：市民社会的制度化行动理论支撑 　　 　　本文研究基于“有效的集体认同必须具备一个与之相对应的市民社会基础的行动场域”的前提假设，在西方市民社会发展的历程中，也呈现出对该假设提供实证基础的经验证据。对于“市民社会”，学界大概有三种不同的定义:“第一，就最低限度的含义来说，只要存在不受制于国家权力支配的自由社团，市民社会便存在了。第二，就较为严格的含义来说，只有当整个社会能够通过那些不受国家支配的社团来建构自身并协调其行为时，市民社会才存在。第三，作为对第二种含义的替代或补充，当这些社团能够相当有效地决定或影响国家政策之方向时，我们便可称之为市民社会。”[1]在公民影响政府的社会管理参与角度来看，第三种市民社会的定义最为贴切。在公民组织成社团有效影响国家政策方向的理论构架上，主要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市民社会基础的建构和实践——多元主义社会管理参与经验和法团主义社会管理参与经验。 　　(一)多元主义——传统社会管理参与的经验 　　社会管理参与的多元主义源于一种多元论的哲学观，“它主张各种私人社团，尤其是工会、教会和合作社，都应具有较强的社会法定角色，国家不应当对多数这类私人社团横加干涉。”[2]由这种多元论哲学观衍生出来的多元主义，其核心论述是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关系这一框架内展开的。从一种社会影响国家、公民参与行政的视角看，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独立于政治国家之外，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第二，目的是为实现特定的集团目标而采取以影响政府决策为中心的集体行动；第三，利益集团以其拥有的独特资源就其关注的问题在政府决策的影响上展开竞争，防止权力集中，确保多元民主实现。而现实的政府公共政策实现就是众多利益集团之间相互竞争、冲突、讨价还价和妥协的结果。多元主义的一个主要理论假设是将政治视为一个交换性的市场，具有开放性和自由性，资源和权力广泛分散，任何一个集团都具有潜在的政治影响，没有永久占据主导地位的特殊利益集团，因此，作为竞争结果的公共政策也不会沦为几个特殊利益集团主导的产物。 　　但现实西方国家政治实践往往呈现出极少数拥有雄厚财力或资源的特权和中介集团垄断，表现为一种集团政治。美国著名学者曼瑟尔·奥尔森用集体行动的逻辑理论有力地解释了多元主义在实践中遭遇的尴尬:潜在的大集团，[3]往往输给极少数特权集团和中介集团，原因在于，前者是无组织的、消极的，而后者则通常是有组织的、积极的。组织良好的小集团更易于产生集体行动以影响政府公共政策，而大集团虽然拥有众多的人数和资源，但由于每个集体成员对集团物品提供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不管其是否付出成本，都能坐享他人行动带来的集体收益。大集团中普遍存在的这种“搭便车”现象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