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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腐败反洗钱制度创新研究 　　[摘要]市场经济下腐败犯罪和洗钱犯罪存在内在联系，洗钱成本直接影响着腐败动机，洗钱通道是腐败滋生蔓延的重要条件，洗钱增加了腐败黑数和犯罪机会，因而反洗钱在反腐败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当前我国反洗钱制度在防治腐败方面的法律体系不健全、缺乏有效性、措施针对性不强，应通过制度创新予以加强和完善。要建立针对政治敏感人物的反洗钱措施，构建起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加强反洗钱情报分析会商和跨境交流合作，建立不敢腐的惩戒机制；全方位开展反洗钱监测和监管，建设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同时加强相关法律、制度和设施配套。 　　[关键词]反腐败；反洗钱；政治敏感人物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6-0863（2013）05-0052-05 　　本文在对腐败与洗钱的联系、反洗钱在反腐败体系中的作用机制进行系统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现有反洗钱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我国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时代背景和科学有效反腐败的工作要求，提出要创新反洗钱制度和机制，全面加强我国反腐败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反洗钱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的作用。 　　一、腐败和洗钱犯罪的内在联系 　　腐败是公职人员利用所掌控的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而洗钱则是一种隐瞒或掩饰犯罪收益的真实来源和性质并使其在形式上合法化的行为。基于“腐败动机+腐败条件+腐败机会=腐败行为”的腐败产生机理[1]，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腐败行为与洗钱存在十分紧密的联系。 　　一是洗钱成本直接影响着腐败动机。市场经济环境中，个人趋利客观存在且符合经济规律，虽然可通过道德、舆论、教育及惩戒等手段提高公职人员自觉自律意识，但无法消除其趋利动机，因而遏制腐败动机更为有效的途径在于影响腐败分子对犯罪成本和收益的预期。其中，犯罪成本主要是腐败分子隐瞒或掩饰犯罪收益的投入，以及被发现惩治的可能及其力度，而犯罪收益可由清洗成为形式上合法的犯罪所得来衡量。因此，洗钱成本会极大程度上影响着腐败分子对犯罪成本和收益的预期，并直接影响其犯罪动机。 　　二是洗钱通道是腐败滋生蔓延的重要条件。公共权力的行使和公共资源的配置并不必然产生腐败，但缺乏监督和制约且不透明的权力运行和资源配置过程则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市场经济尤其处于改革转型时期的经济体制中，行政权力干预市场经济及其资源配置是滋生腐败的高发领域。金融系统在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处于核心地位，本身属于腐败高危领域，同时也是腐败洗钱的主要通道，因此金融系统洗钱通道是否畅通是腐败滋生蔓延的重要条件。 　　三是洗钱增加了腐败黑数和犯罪机会。通过洗钱隐瞒和掩饰腐败犯罪收益，降低了腐败被发现和查处的概率，从而增加了腐败黑数，既为腐败创造了机会，同时增强腐败犯罪分子逃避打击的侥幸心理，进一步催生腐败动机。 　　事实证明，洗钱犯罪已经成为腐败犯罪逃避法律制裁的重要渠道。2007年12月世界银行与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公布的一组数字表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每年产生的腐败收益高达200到400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官方发展援助的20%到40%，而且大部分通过洗钱方式得到清洗并转移到发达国家。[2]公开资料同时表明，我国当前正处于腐败洗钱犯罪高发态势。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调研资料披露，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 至18000 人，携带款项达8000 亿元人民币[3]，其中洗钱为腐败资金外逃提供了重要手段和渠道。 　　二、反洗钱在反腐败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反洗钱是政府动用立法、司法力量，调动有关组织和商业机构对可能的洗钱活动予以识别和监测，以提供金融情报线索和协助追查犯罪资金等形式，协助司法部门打击洗钱及相关犯罪活动，进而达到预防和阻止犯罪活动目的的系统工程。鉴于市场经济下腐败与洗钱间密切的内在联系，针对性地运用反洗钱体系预防、监测和打击腐败犯罪及其洗钱活动，不但能有效监测和发现腐败行为，追查腐败资产，还有利于从源头上遏制腐败动机及其发生条件。这遵循了市场经济下反腐败社会治理的规律性要求，能整体提升反腐败体系的科学有效性。 　　美国早于1970年就发布了《银行保密法》，规定金融机构对所有现金存款或电汇超过1万美元的存款人都必须明确其姓名及资金来源，如查明不填写申报表且与其犯罪有关，将处以罚款或刑事处罚，甚至两刑并用。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洗钱控制法》，将非法金融交易罪、非法金融转移罪、以非法所得进行金融交易罪3个具体罪名综合定为洗钱犯罪，规定任何人故意参与或试图实施1万美元以上与犯罪活动相关的货币交易都可以被认为是“洗钱”，首次将清洗犯罪资金行为刑罚化。在运用法律手段系统性预防和监测腐败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