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风险预警和防范.docVIP

税收风险预警和防范 　　从税收发展史呈现的事实及其规律性看，因为征纳税人利益关系发生冲突和不协调带来的总体性、国家层面的风险问题，或是最根本、最紧要的，也是最为核心和重大的时代性课题。不论因税制落后、税收治理不当等内生性原因还是因政治经济等体制改革长期滞后等外生性原因在税收治理领域所引发的社会性风险，都将成为一种大概率事件。 　　什么是税收风险 　　“税收风险”狭义地讲，是指因税制落后或税收治理不当等内生性原因可能引发的国家层面的——也就是指全社会、大多数国民所面临的生存与生活之不确定，具体是指因税制落后或税收治理不当，也就是税收契约背离平等自由精神可能引发的大多数国民福祉总量消减的系统性风险，比如纳税人集体性抗税运动、暴力事件等等，并兼及征纳税人直接冲突可能导致的小范围、偶尔的税收风险——税收执法风险。广义地讲，则是指因为政治经济体制等社会性改革滞后等外生性原因可能在税收领域引发的大多数国民福祉总量消减，从而导致的大面积利益冲突的系统性风险。 　　殷鉴不远，英国的现代化转型因为税收，法国的现代化转型也因为税收，美国的现代化转型同样因为税收，俄罗斯的社会转型还是因为税收。或者说，这些国家的革命（大风险），剧烈的冲突，无不是因为税收。一部英国发展史，其实就是一个不断直面系统性税收风险，并采取文明对策化解系统性税收风险的过程。法国亦然。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民变，同样也是因为赋税畸重、赋税不公所致。也就是说，赋税与国运之兴衰紧密相关。好的赋税就会推进文明的进步；坏的赋税就可能阻挠历史的进步。因此，如何预防和化解转型社会的税收风险，把税收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考验的将不仅仅是执政者、税收治理者的胆识与智慧，同时包括每一个国民的智慧与勇气。 　　税收风险的特征 　　“转型中国的税收风险”，一方面是指转型中国因为不同性质税制及其税收治理不当所引发的总体性、社会治理的不确定性与损失。另一方面是指因为转型中国社会治理母系统缺陷或运行低效所诱发的税收主体——税收立法、执法、司法机关及其相关执法者——本身的不确定性与损失。因此，现行税制所处的“极差、较差、次优、最优”位阶高低，也就直接决定着税收风险发生的概率大小；现行中国治理总体系统的运行状况，或者说政治的、经济的、文化产业的等体制本身的优劣及其运行状况，也会从总体上决定税收风险发生的概率大小。 　　坦率地说，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产业、人际关系、法治与德治、法律与道德制度，尚处于“较低”位阶。这就从总体上注定了转型中国的税收风险，一定是一种大概率事件。 　　分析转型中国的税收风险，首要的问题是弄清楚转型中国之转型，是从“极差、较差、次优”中的哪个位阶出发，是以哪一个高级的位阶为转型目标。 　　从税制的性质及其所处现实位阶而言，转型中国的税收风险，也呈现出与其它社会不一样的特征。与政治体制同构，中国税制无疑也处于“较差”位阶，否则，也就无所谓改革与转型了。目前的税制，是政府主导，或者少数官员和精英主导。因此，这种税制增进的，也就只能是少数国民的福祉。而且，坦率地说，这种税制也较少人道、较少自由和平等，是一种欠缺法治，较少民主宪政的税制。不然，我们也就不会强调“以人为本”了。因此，这种税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纳税人所承受的“税痛”自然就大，最容易突破纳税人的税收承受能力，也就可能带来较多的税收风险与社会风险。 　　由于“税”是指居民与国家之间就公共产品供求交换价款缔结、履行契约的活动。因此，如果这个契约不是在自由平等的前提下缔结和履行，就是不公正的，是不可能实现缔结契约之原初目的的，即纳税人交纳了税款，履行了义务，却未得到基本公正的公共产品的回报。这是背离税收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这个终极目的的。自然，纳税人内心的不自由与不公平感会十分强烈，爆发纳税人群体性抗税的可能性就大，转型中国爆发税收风险的可能性就大于其它社会。 　　事实上，由于此一位阶的税制较多背离了税收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的终极目的，纳税人无法满足其基本公共需要、社会性公共需要与高级公共需要，也就最容易产生相应层次的“税痛”，从而诱发对政府对征税人对税务机关对税务人员的仇恨与报复心理。而纳税人的这种仇恨与报复心理，恰恰是税收风险大面积爆发的心理基础，不得不认真对待。 　　而且，一旦社会治理母系统与子系统的缺陷交织在一起，诱发税收系统风险的可能性就会大幅增加，也最难预警和防范，至少防范和预警的成本就很大。 　　坦率地说，转型中国税收风险之复杂性，不仅仅在于当下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文化产业体制、法治、法律体制、道德体制等等具有的特殊性，还在于这种体制总体规制下的税制之落后以及先天性的缺陷与不足。 　　主要表现在，由于权力的民意基础不坚实不广泛，及其缺乏有效监督导致的制度性权力滥用惯性，侵害国民权利的事情时有发生。具体在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