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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后南京政府合法性缺失 　　摘 要：中国人民历时八载，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携抗战胜利之余威的南京国民政府，本来最有希望成为中国官方的合法性政府，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国民政府逐渐丧失了这种合法性。政治方面：和平建国方案搁浅，中央权威构建受挫；经济方面：经济复苏计划落马，国民生存状况急剧下滑；思想方面：思想上产生离心力，信仰教化体系边缘化。种种现象表明国民政府的合法性逐渐缺失，最终丧失大陆政权。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合法性；缺失 　　中图分类号：D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7-0029-02 　　一、和平建国方案搁浅，中央权威构建受挫 　　抗战胜利后，中国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实现和平民主的宝贵机遇，饱受八年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急迫地希望国共双方停止内战，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实现和平。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的中国，出现了国共两种政治力量及其代表的军事力量齐头并进的政治格局，仿佛冷战已在中国悄然落下帷幕。这种走向二元甚至多元化的政治格局似乎更像是一种波澜不惊的海平面，然而海面底下波云诡谲、汹涌澎湃，平静的局面不知何时一去不复返。 　　战后为和平民主欢呼雀跃，也为中间势力的崛起及其政治理想的完成提供了历史契机。第三种建国方案在当时的中国格局中同样有一席之地，他们认为抗战之后中国的局面，是导致中国多元化政治格局的序幕，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历史性时刻。“国事问题，绝对不是国共双方的问题，而应该由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各党各派仁人志士和无党无派同志，心怀人民群众的利益，来共同解决问题”[1]，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生涯中所占的约束力和影响力已今非昔比，并且通过与中间势力的长期合作，双方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如果说中间势力因为没有军事力量而在和平建国运动中常常被国民党政权不屑一顾的话，那么中共及其领导的军事力量的壮大，使得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慎重对待中间力量，而不可在建设国家的轨道上一意孤行了，必须悬崖勒马。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全世界、全人类和各民族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国同美国和苏联等世界性大国建立了???厚的友谊。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劝告蒋介石“应当在战争还在继续的时候，同延安的共产党成立一个联合政府”[2]，以改变其独裁政府的性质。美国大使赫尔利在调解国共谈判、调和国共争端时，同样秉承着西方特有的民主精神，试图以和平建国的方案化解独裁政府制度的窘境，但最终因为其“助纣为虐”有失公允而前功尽弃。在特使马歇尔到访中国前夕，美国后任的杜鲁门总统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声明批评了国民党一党独裁体制，认为一党独裁与西方民主制是截然相反的，要求国民党建立和推行西式民主。美国的对华政策无疑是国民党走向和平建国道路的催化剂；另一方面，苏联的对华政策也同样在客观上促使共产党最终与国民党达成妥协，无论中共是主动妥协还是被动接受，都为和平建国铺平了道路。然而国民党却背信弃义，撕毁已达成的谈判硕果。这种政治上的翻供恰恰又被军事上的暂时胜利所鼓舞，于是国民党右派们对谈判决议的抵制之声在国民党内占据上风，使得国民党最终撕毁了千金难求的谈判决议。 　　中央权威的深厚根基在于它的合法性。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便面临着来自国内民主力量对其中央权威构塑的“诋毁”与“诽谤”，而对共产党宣战又使得南京政府处于“内忧外患”的局面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南京国民政府在这样非常尴尬的政治局面下，中央政府出现了合法性缺失，此政权属于“弱势独裁”，因为它或缺稳固的中央权威。南京国民政府把一党独裁和社会秩序放在首位，不信任其他任何异己力量。携抗战胜利之余威的蒋介石本来最有机会建立其国民政府的中央权威，但和平建国方案的搁浅使得这一可能性也逐渐丧失。 　　二、经济复苏计划落马，国民生存状况下滑 　　八年的抗战使中国经济蒙受了沉痛而又巨大的损失，国家正是百废待兴之际。国民党凭借垄断庞大的日伪财产，打压民族工业和坐拥广阔的失陷领土而增加的资金数量，以及大举借债，战后的中央政府从而拥有“国家复兴”的物质基础。然而事与愿违，短短若干年之后，中央政府的经济就走向崩溃的边缘。一方面，经济危机是因为物资缺乏，但物资缺乏远远不及国民政府对物资分配不当。原本用于国家建设的物资，却转变为内战的军用物资，这确实带有讽刺意味。“如果对于物资管制及物资分配有妥善的办法，物价决不会这样疯狂上涨。”[3]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物价飙升以及币制改革的逐渐失效，无疑加速和催化了中央政府经济的崩溃。国民政府下令出台“货币改革”之时，物价已经比1937年之前上涨了700万倍，比一年之前上翻了50倍。更可悲的是，金圆券上市后，通货膨胀之势未能“亡羊补牢”，反而加速地恶化。令人诧异的金融赤字和巨额外债，是最终致使中央政府经济崩溃的一把利剑。由于国民党内战思想的根深蒂固，军费骤增，开支浩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