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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中社区参与有效性探析 　　摘要：在我国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重要性被一再提及，但是就目前来说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实施效果却很难让人满意。本文针对我国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困局进行了分析，并试图通过引入新公共服务理论，站在社区参与及有效性的角度对改善和提升社区参与生态旅游效果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生态旅游 社区参与 新公共服务理论 　　一、社区参与和生态旅游 　　1.社区参与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滕尼斯于1887年发表的著作《社区和社会》中首次使用了社区这一概念[1]，随后社区理念在不断的发展和修正中逐渐被人们所理解、接受和应用。 　　由于人们对于社区建设和发展的推动力量、前进方向和利益实现等问题的思考，社区参与开始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热点。 　　社区参与的定义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定义是：社区参与既是政府及非营利组织介入社区发展的过程、方式和手段，更是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发展计划、项目等各类公共事务与公益活动的行为及其过程，体现了居民对社区发展责任的分担和对社区发展成果的分享。狭义上的社区参与就是指居民社区参与，即社区居民作为社区管理的主体与客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及活动的行为和过程[2]。 　　2.生态旅游中的社区参与 　　从生态旅游的定义中不难发现，实现社区利益是生态旅游的重要特征和目标之一。依据国际常引用的生态旅游的定义：生态旅游是一种到自然地区的责任旅游，它可以促进环境保育，并维护当地人民的生活福祉（国际生态旅游协会）。不难看出，生态旅游的重要目标之一在于增进当地社区的发展和居民的福祉，生态旅游的发展计划中，地方社区和居民应扮演重要的、积极的角色。 　　社区参与则正是保障当地社区利益、驱动当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墨菲于1985年首度把社区参与的概念引入旅游业，开始尝试从社区的角度研究和把握旅游[3]。社区参与旅游发展（Community Involved Tourism Development）概念的提出也顺利成章。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指把社区作为旅游发展的主体进入旅游规划、旅游开发等涉及旅游发展重大事宜的决策、执行体系中。 　　二、国内的社区参与现状 　　1.缺乏对于社区参与的理解 　　在生态旅游景区，当地社区的主体往往是刚刚走出或还没有完全走出农田的农民，受到经济发展落后、知识水平有限的客观条件限制，再加上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宗族社会思想影响，当地社区往往民主意识淡薄，对于社区参与的理解也难以适应发展理想社区参与的要求。不少居民具有较强的依赖心理和领受意识，将政策制定和实施视为政府的事、景区管理者的事，在不涉及眼前利益时较少对公共事务表达自己的意见，更不用说主动的参与到环境保护、景区的建设和发展等较为宏观且复杂的工作中。 　　2.行政化的参与机制 　　在我国，社区建设往往是建立在政府的强大行政推动力的基础上，表现为政府的行政规划与推动是社区建设工作者的直接动力，而且政府的行政号召、协调与监督也直接构成社区单位参与共建的基础[2]。这种靠行政力量来推动的方式吸引不了居民的自愿参与。在行政推动的社区参与机制中，无法与居民进行有效的沟通、居民的意见和建议能得不到重视、居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整个过程难以做到公开透明都是阻碍居民积极投入社区参与的难题。 　　3.经济参与为主 　　从居民参与生态旅游的领域来看，当地居民显著的经济参与被视为保护区旅游的一个重要特征[4]，其也是我国生态旅游区居民的主要参与形式[3]。 　　由于生态旅游区带来了包括提供旅游服务、提供餐饮住宿、售卖纪念品等在内的一系列经济活动的介入机会，而当地社区居民由于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往往会主动的参与到这一系列将会带来可观经济收入的活动中。 　　而我国生态旅游区居民在政治参与（当地居民参与到生态旅游社区乃至景区发展的建议和决策过程中）、社会参与（社区居民共同努力营造和谐良好的社会环境）等领域的社区参与则仍处在起步阶段。 　　三、有效的社区参与 　　1.新公共服务理论为有效的社区参与提供了理论支持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以美国著名公共管理学家罗伯特·丹哈特为代表的一批公共管理学者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反思。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公共管理者在其管理公共组织和执行公共政策时应集中于承担为公民服务和向公民“放权”的职责，他们的工作重点既不应该是为政府航船掌舵，也不应该是为其划桨，而应该是建立一些明显具有完善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 　　由于生态旅游景区的开发和管理涉及到了环境、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模式、基础设施等多方面的冲突，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居民的生活、生产活动都受到了显著的影响。因此如何衡量和分配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如何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和并促使各利益相关者理解并承担公共责任就变得尤为重要。要在这些错综复杂又细致入微的利益关系中找到平衡点和公共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