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M在工业遗产资源价值评价中测度指标差异及其选择实证研究.docVIP

CVM在工业遗产资源价值评价中测度指标差异及其选择实证研究 　　摘要：WTP与WTA在CVM应用中呈现的与经济理论预期不符的差异，使得这两个福利测度指标的选择成为CVM研究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本文以辽宁工业遗产资源为例，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利用SPSS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证实了WTP和WTA的差异在我国同样存在，得出WTA/WTP均值比值为8.88，中位数比值为3.0。从影响因素分析上来看， WTP值的大小与受访者收入和受访者去工业遗产地的次数呈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受教育程度呈较显著正相关关系；WTA值只与受教育程度呈较显著负相关关系。通过相关分析，WTP与WTA的差异值与受访者去工业遗产地的次数呈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受教育程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与替代与收入效应理论、禀赋与规避损失效应理论基本是吻合的。本文旨在找出两者的差异及造成两者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原因，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工业遗产资源的特殊性及测度指标的差异，对CVM的测度指标进行严格的筛选及本土化改进，为CVM的本土化应用提供借鉴。 　　关键词 意愿调查法；支付意愿；受偿意愿；工业遗产 　　中图分类号 F59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9-0149-07 　　CVM（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意愿调查法）是目前评价非市场价值应用最广泛的方法之一，但也存在着较多的争议，焦点之一就是同一环境物品的WTP（支付意愿）和WTA（受偿意愿）之间的差异。根据经济学理论，无论是WTP还是WTA都是衡量由于同一物品供应的改变带来的效用变化，都可以诱导出个人对物品或服务水平变化的偏好[1]。但WTP与WTA在CVM应用中呈现出与经济理论预期不符的差异，使得这两个福利测度指标的选择成为CVM研究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1 WTP与WTA差异的研究现状 　　WTP与WTA的差异性一直是国际上相关研究比较关注的问题。理论上WTP与WTA是由于同一物品变化所带来的福利变化，应该差距较小。但是研究结果表明两者差距较大，并且WTA 大于 WTP平均倍数在2-10倍[2]，这也是CVM受到质疑的主要原因。 　　在CVM研究中，WTP/WTA之间有差异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国际上最早的研究得出WTA大概是WTP的4-5倍[1]。Horowitz 和 McConnell[3]综合研究了45份??查后得出比例为7.17， 最小为0.74，最大为112.67。此后，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Knetsch得出WTA大概是WTP的2-4倍[1]。WTA 与WTP 较大差异的存在，产生了在价值评价中两者差异的合理范围和选用合理指标的两个问题。Hanemann认为WTA是WTP的5倍是比较合理的[4]。Thomas通过大量案例研究认为两者的差异可以从1.4倍到6倍[5]。Carson认为合理指标的选择取决于评价对象的产权（property right）归属，如果消费者尚未获得对评价对象的法定权力，应采用WTP指标；如果消费者对评价对象拥有法定权力，若让其放弃这种权力，则应采用WTA进行评价[6]。 　　通过梳理知网1979-2011年CVM评价遗产资源价值的文献，发现绝大部分案例都采用了WTP指标值评价，只有2个案例对WTP与WTA进行了比较分析（见表1）。 　　在CVM评价遗产资源价值的文献中，只有谭超（2009）采用WTP评价了工业遗产资源北京焦化厂遗址。 　　案例中，刘亚萍（2004）通过对武陵源遗产景区的测算，得出平均WTP55.04，平均WTA202.35，平均WTA/WTP为3.7；刘亚萍等（2008）通过对黄果树风景区的测算，得出平均WTP90.52，平均WTA175.06，平均WTA/WTP为1.93。通过这两个遗产价值评价案例也可以看出WTA显著大于WTP，但比值在国际研究的范围之内。 　　在实际评价中，大部分研究倾向于采用WTP，主要原因在于WTA数值过大缺乏客观性，数值变化大，更容易引起一些策略行为，而WTP值相对稳定。NOAA（1993）也公开支持使用WTP[16]。 　　随着西方国家CVM的普遍应用，WTP与WTA差异性原因的研究也逐步展开。WTP与WTA差异化原因可以采用一般的经济理论，如收入效应（income effect）[17]、替代效应（substitute effect）[18-21]、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效应[22，23]、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等进行解释，还有其他因素可能造成WTP/WTA的差异，比如交易成本，存在价值、利益驱动、合法性[24]和责任义务[25-28]、引导方式等。 　　我国CVM研究一般也都是采用WTP。WTA/WTP的主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