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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水和谐,中华“水事”千年追求 　　“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这是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水之重要性的界定。在经历了夏季洪涝、秋冬干旱之后，如何更好地“兴水利、除水害”，愈加引发国人的热议与关注。中国有着数千年治水历史。梳理我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治水观和减灾理念，提取古人的智慧以扩展今人之思路，或对我们有所裨益。 　　从“贾让三策”到“灾害双重属性”：未雨绸缪除水害 　　关于治理洪水，我国有数千年经验。大禹治水的故事家喻户晓，正如《淮南子·原道训》所说，“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即治水要遵从自然规律。其实，除了被动治水，古人更大的智慧体现在对水患的前瞻与防范上。 　　先看黄河治理。西汉年间，官员贾让写下“治水三策”，第一句话是：“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一语道破洪灾和人类活动，特别是盲目围垦河滩地有着直接关系。他呼吁在做国土规划的时候，就给河流湖泊留出足够的空间，将田地和村落开辟在洪水淹不到的区域，从源头上避免灾害。 　　北宋时，苏轼在一篇论述“禹之所以通水之法”的文章中提出：“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道出了洪水灾害并不单纯和洪水发生的“理”有关，同时也是社会发展这个“人情”对江海河流的干扰所致。 　　元代也有人提出，有的时候不是水淹了人，而是人住在了原本河流流经的地方。可以说，这些理念是在单纯运用工程防洪措施几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提出的，看似消极，实际上包含着人类发展要主动适应洪水客观规律、未雨绸缪的合理内涵。 　　今天，我们在历史与哲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灾害双重属性”概念，即灾害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防洪减灾的目标不是一味追求战胜洪水，而是控制洪水与适应洪水相结合，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减灾效益。这是对两千年来我国治河理念中整体、综合、辩证的科学思维的合理继承，是人与自然和谐理念在防洪减灾领域的体现。从逃避洪水，到修建工程拦截、控制洪水，再到今天给洪水以出路、主动退堤还河、兴建行蓄洪区、移民建镇，科学调度和管理洪水，这是对洪水规律不断认知的过程，也是防洪理念不断提升的过程。正是这种理念与行动的转变，奏响了天地人和谐相处的宏大交响。 　　从都江堰到南水北调： 　　因势利导兴水利 　　中国水利史上，留下了许多令人赞叹的工程，首当提及的是公元前256年李冰主持修筑的都江堰。 　　都江堰位于四川岷江出山口上，分水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三大工程珠联璧合，实现了引水、供水、泄洪、排沙的多种功能，使成都平原呈现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美好景象。两千多年来，都江堰不但不废，还吸纳了涪江和沱江的水资源，灌溉面积已由当年的数百万亩增至一千万亩之多。可以说，都江堰是全世界早期大型水利工程仍“活着”的为数不多的例证之一。 　　都江堰不但不废，还有新发展，这不仅得益于它的规划、设计、施工，更得益于卓越的哲学理念指导。至今，都江堰二王庙还镌刻着“乘势利导，因时制宜”、“深淘滩，低作堰”等匾额，都是古人治理都江堰的至理名言。可以看出，这些都深合于古代“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学理念，体现了中华文明中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思想精髓。 　　古代还有多处流域间的调水工程，其中以北宋年间的“襄汉漕渠”或称“方城运河”的计划最为宏大，其主体工程是新开一条始于汉水支流白水，跨越长江和淮河分水岭，达于淮河水系汝水支流沙河的调水水道，主要服务于水运通航。计划的提出在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共动用劳力约十万人，牵动河南等地八州四十余县。工程包括在白河上筑堰分水，又向东开渠百里，但当渠道开至河南方城时，以“地高水不能至”，工程半途而废，至今当地尚有数段遗存。 　　事隔一千多年，由丹江口水库直至北京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在周密研判后开工了，其起始段恰恰和宋人所开漕渠吻合。南水北调工程以调水任务为主，联系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四大流域，蜿蜒一千四百公里，为拥有1.07亿人口、1.26亿亩耕地、20座大中城市的华北地区调水，成为当代水利史上光辉夺目的一笔。跨地域大规模调水从规划变为现实，是为改变我国水资源分布不均状况而发挥人类聪明才智、力量与勇气的产物，也体现了对古人智慧的继承与发展。 　　从取水用水到护水节水： 　　走向可持续发展 　　我国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3%的人口，重要条件之一是对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但不可否认的是，也存在过度开发水资源而造成的资源危机和环境问题。尤其是20世纪以来，水污染日益加剧。 　　世界上也有这样的惨痛教训，最典型的例子无过于前苏联开发咸海的工程。20世纪60年代，苏联政府决定在注入咸海的两条河流上修拦河坝，引水灌溉不毛之地。结果还不到四分之一世纪时间，咸海严重干涸，整个地区遭受污染，渔业基本丧失，疾病急剧增加，不得已重新制定拯救咸海的计划。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