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铁器时代》谈文学创作“他者”.docVIP

从《铁器时代》谈文学创作“他者” 　　作为一部直接描写南非社会种族冲突的小说，《铁器时代》（Age of Iron）是库切旺盛期的作品，直接展现了作者的创作风格，具有鲜明的库切色彩。作为一名在殖民地成长起来的白人，库切的作品充斥着他作为南非社会中“他者”的精神思考。 　　一、后殖民语境与《铁器时代》的诞生 　　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非洲和拉丁美洲成为了他们攫取财富的重要基地。在南非的土地上生活的黑人沦落为白人的奴隶和牺牲品，为了维护白人的特殊地位以及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殖民地的统治者颁布了一系列法案严酷地统治着黑人。在长达数百年的漫漫长夜中，黑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了被统治者。进入到20世纪50年代，风起云涌的反殖民活动在南非的土地开展起来，延续了数百年的种族隔离制度开始动摇。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南非社会的种族斗争日趋激烈，国际社会也对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表示了强烈的谴责。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库切于1990年出版了自己的小说《铁器时代》。南非作为殖民地的特殊历史以及库切的白人身份深刻地影响了库切的人生道路和创作之路。库切幼年是在种族隔离的南非社会度过的，他本人虽然拥有着白人的特殊身份，却没有真正融入到南非白人社会的主流社交圈中，这使得幼年的库切未能感受到作为殖民者一分子的优越感；进入青年时期，库切为了追寻自己的文学梦想来到了伦敦，却依旧是一位漂泊在伦敦的“孤独者”。于是，在经历了长久的漂泊之后，库切回到了南非，却发现在这片即将发生变革的社会里成为了被孤立的边缘人。 　　对于从殖民地中成长起来的库切来说，自己似乎永远处在社会的中间层。一方面，库切没有真正融入白人社会，成为被疏远的对象；另一方面，他也无法成为黑人群体的一分子，成为被隔绝的对象。小说《铁器时代》所讲述的发生在柯伦太太身上的故事正是一位白人从特权时代沦落到被“遗弃”的演变过程。“作为一个白人，柯伦太太已习惯了社会体制赋予她的特权。但是，随着她见证越来越多的暴力行为，她发现过去的一切已相去甚远。”[1]当柯伦太太的身体出现问题之后，她依旧坚定地按照自己习惯的方式去生活，并试图去改造维库艾雨。柯伦太太首先是要求他在花园工作，然后就在不断地训斥和呵责中开始了自己的改革计划。 　　事实上，维库艾雨的出现正是柯伦太太死水一般生活中的全新变量。他的到来在改变柯伦太太一贯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挑战着柯伦太太的承受底线。从一开始的拒绝维库艾雨到默认他的存在，从拒绝他的帮助到容忍他的行为，柯伦太太早年生活在种族隔离时代的种种生活习惯和价值评判标准正一点点地被改变。而这些生活习惯和价值评价标准的形成正是建立在种族隔离制度的基础之上：过去的柯伦太太是一位有着优越感的白人妇女，她可以尽情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展现自己的权利；现在的柯伦太太仅仅是一位逐渐病入膏肓的女人而已，她已经无法命令维库艾雨去做任何事情。在她逐渐失去自己自幼就拥有的话语权时，维库艾雨正逐渐地展现着自己的话语权利。虽然库切在小说《铁器时代》中并未交代维库艾雨的身份，但读者却可以推断出他应该是黑人――一位在消除种族隔离政策后善良、朴实的黑人。 　　二者的存在正是殖民地社会中“自我”和“他者”的具体表现。在种族隔离政策执行的历史阶段中，柯伦太太无疑是拥有足够优越感的“自我”，她身边的黑人就是被她所摈弃的“他者”。然而，社会的发展以及种族隔离制度的取消却导致了二者的地位发生转换，曾经的“自我”与过去的“他者”相互交换了位置。 　　二、沦为“他者”的卡伦 　　对于《铁器时代》，库切曾有过这样的评述：“我，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名人，被压垮了……我的思想被在这个世界里受苦的事实弄得十分困惑和无助……针对那种被压垮的感觉，我的这些虚构之物是无足轻重的、荒唐可笑的防卫。”[2]对于库切而言，他个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不过是南非社会的缩影而已。对比数以万计的南非而言，身为白人知识分子的库切所遭受的精神痛苦是微不足道的。作为白人群体中的极小的个体，库切完全可以选择逃避，因为他面对的是集体性的胜利。但库切早年从南非到英国、再从英国回到南非的人生经历使得他经历了不同文化的洗礼，在跨越界限的寻找道路上，库切面对的是寓言一般的人生。当库切将自己的人生遭遇和精神思考以寓言的形式注入文学文本时，他或许曾经短暂获得了精神的慰藉，却没真正走出精神的困惑。 　　所谓“他者”“自我”的概念源自于人类学术语体系，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明确指出：“每一个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 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3]在传统的西方文化架构中，掌握着话语权利和知识资源的西方人一贯将被自己统治的殖民地人民视为精神的弱者。因此，殖民地人民不仅缺乏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