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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北乡村居民纠纷解决机制及影响因素研究 　　摘要：私力救济、公力救济、社会救济是解决纠纷主要途径。通过对西北乡村纠纷类型、人口学变量、社会经济地位、法制宣传关注程度、政府司法机构信任方面的分析，研究发现，对一般纠纷村民更倾向自行解决或依靠传统解纷途径，对严重纠纷村民更倾向找政府和司法部门解决。在社会地位上处于优势、社会网络资源更丰富者倾向于求助第三方，对于严重纠纷更倾向于公力救济。 　　关键词：纠纷类型 解决机制 法制理念下乡 　　改革开放以来，西北地区经济发展取得一定成效，广大村民感受到了市场化带来的好处，但权利意识始终淡薄，利益分配格局也逐渐失去平衡。世纪之交，由利益分配失衡造成的矛盾时常出现，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各级干部暴露的腐败问题、村内事务的不对群众公开、土地被强行征用得不到合理补偿等问题，对整体乡村社会构成较大威胁。“送法下乡”与传统伦理相互交织，这在少数民族地区尤为明显，对当下纠纷解决机制带来了极大挑战。 　　在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西北地区，经济发展与分配格局对纠纷解决带来了什么样的挑战？法律制度、宗教制度、传统礼德三者之间孰轻孰重？基于此，本文尝试对解纷途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究。 　　一、文献回顾和问题意识 　　何为纠纷，本文采用范愉的定义，即纠纷时特定主体基于利益冲突而产生的一种双边（或多边）的对抗行为，纠纷解决是指在纠纷发生后，特定的解纷主体依据一定的规则、手段和程序，消除冲突状态，对损害进行救济，恢复秩序的活动和过程。 　　中国正在转型，从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转型。王立明认为，这一转型有以前两次转型作为铺垫，即经济转型和治理方式的转型。正在进行的转型还得到经济和法治的保障。在当前的转型中，法治遇到三大困难：法治文化的匮乏、引进的西方法制与中国国情不完全吻合、地区发展不平衡等[1]。郭星华通过研究，指出了产生纠纷之后有三种解决途径：社会网络、政府部门和司法机构[2]，人们在选择纠纷解决途径时既有行为习惯的影响，也有理性的考量，在当代中国农村，大传统、小传统和国家法律这三种规范还是共同制约人们的社会行为。 　　在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方面，费孝通的《乡土中国》[3]、苏力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4]等著作中，都对乡土社会秩序和纠纷解决机制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农村社会独特的特点决定了纠纷解决机制上的多元、乡土性。 　　总体而言，有关西北乡村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尚不多见，鲜有成果多集中在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很少。为此，本文选择西北乡村纠纷类型与解决机制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弥补前人对西北纠纷解决中实证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尝试对改善纠纷解决机制提供建议。本文试图就三个主要的问题进行讨论：（1）了解西北乡村纠纷类型与解决途径；（2）具体分析在解决纠纷过程中，国家公共机构和民间机构的介入程度；（3）探讨影响司法部门等介入解决纠纷的主要因素，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4）尝试与现有的相关理论和论题进行对话，进而为改善西北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一些可能的途径。 　　二、分析框架和研究假设 　　关于纠纷解决机制主体的分类，范愉将其划分为三种：公力救济、社会救济、私力救济[5]；具体到纠纷解决的情况中，郭星华将纠纷解决途径分为三大类，即社会网络、政府部门和司法部门，划为依据来源于其对中国农村三种规范或称为控制手段的分类，即大传统、小传统、国家正式法律。结合两位学者的分类标准，按照解纷机构的性质，根据西北乡村纠纷解决途径的实际情况，本文将纠纷解决机制主体划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为私力救济、公力救济和社会救济；第二个层面中，私力救济分为自行解决和传统途径（依靠民间社会关系网络解决），公力救济分为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社会救济主要来源于社会组织；第三个层面即具体纠纷解决途径，其中自行解决包括双方协商私下解决、私下报复和忍气吞声，传统途径包括找亲戚、邻居或熟人调解，司法部门包括找派出所、法院、检察院解决，行政部门包括找本地政府，社会组织包括村委会和非政府组织等。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从以下层面对纠纷解决方式作出分析。 　　在纠纷解决途径层面，西北乡村正处于经济转型与发展的关键阶段，其纠纷类型将呈现出复杂性和多元性，传统文化保留较完整。为此，本文提出假设1：在西北乡村纠纷解决过程中，对一般纠纷，人们更倾向私力救济，对严重纠纷，人们更倾向公力救济。 　　在人口学因素层面，本文主要考察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对纠纷解决途径方面的影响。性别方面，在农村纠纷解决中，有学者指出，由于社会结构转型和家庭与政治的分离，妇女在家庭生活中承担的责任更大，将她们推到了纠纷中的“主角”位置，而纠纷解决进入公领域后，女性又处于一种失语状态，使得她们陷入纠纷解决困境。年龄方面，考虑到年龄背后时代背景，与文革前出生的人相比，文革后出生的人对法律接触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