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中“情节严重”如何认定.docVIP

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中“情节严重”如何认定 　　一、基本案情 　　2012年6月28日11时30分许，被告人余某、尤某结伙，由尤某提议，余某号召，以讨要工资为由，组织、鼓动上海荣欣大酒店员工韩某、孙某（另案处理）等30余人，至本市四川北路1851号上海荣欣大酒店门口，封堵道路、截断往来车辆，且在警察出警后仍不听劝阻，造成该路段交通严重堵塞达10余分钟。后在增派警力的二次劝说下，并在得到警方帮助解决其问题的“承诺”后，余某、尤某等闹事者方陆续散去。 　　二、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余某、尤某聚众堵塞交通的行为已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应当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定罪处罚。 　　第二种意见则认为构成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不仅要求“聚众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情节严重，还要求“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也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进而认为本案不构成犯罪。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余某、尤某聚众堵塞交通，已具备“情节严重”要件，故应当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追究二人的刑事责任。 　　（一）“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是独立的情节要素 　　根据《刑法》第291条的规定，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的罪状表述中包含了两种行为：其一，聚众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即纠集多人堵塞交通道路使过往车辆、行人不能顺利通过，或者故意以其他方法破坏正常的交通秩序，妨碍车辆、行人通行安全和便利。其二，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即抗拒、阻碍依法执行治安管理职务的警察或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去维护交通秩序的行为。上述两种行为必须同时齐备，方可构成犯罪，但两者在该罪犯罪构成体系中的地位并不相同。正确界定“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在该罪犯罪构成体系中的地位，对于判断个案中该罪情节是否严重进而认定犯罪成立与否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认为，“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既不是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的选择性犯罪行为，也不是复合实行行为，而只是一种独立的定罪情节，具有区分罪与非罪的功能。 　　首先，“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不是选择性的犯罪行为。从“抗拒、阻碍”的对象来看，“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就是指代表国家机关履行治安管理职责的人民警察以及治安队员、联防队员等，从性质上来看，均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对于阻碍包括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在内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行为，已有《刑法》第277条妨害公务罪加以规范，且相对于其他的妨害公务行为，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履行职务也并不具有常见多发或社会危害性特别严重等特殊性，因而并不具有将其规定为另一种独立犯罪的可能性。所以，纯粹的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即使情节严重，也不能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论处。 　　其次，“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也不是复合实行行为。我国刑法规定中的复合实行行为犯罪包括牵连式和递进式两种立法形式，、在牵连式的复合犯罪行为中，诸要素行为之间存在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且手段行为在前、目的行为在后，后一行为直接导致行为人追求的结果发生。在递进式的复合实行行为犯罪中，要素行为之间不存在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但要求前后承继、逐步推进，最终形成对客体的损害，典型的如诬告陷害罪。而在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中，“聚众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与“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之间显然不具有手段与行为的牵连关系，且前行为一经实施就直接侵害到了交通秩序这一客体。因而其不能认定为犯罪实行行为。 　　最后，应将“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理解为一种独立的定罪情节要素。刑法规定的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因而在分则罪状构造中既有质的规定，以区别此罪与彼罪：也有量的规定，以区别罪与非罪。上文已论述，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中的“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并非该罪的实行行为，不具有区分此罪与彼罪的性质。其规定在该分则条文中，意义无非在于，行为人聚众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同时还应具备“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才有必要以犯罪论处，因而其起到了为该罪设置入刑门槛的作用，体现了量的规定性。所以，“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与“情节严重”同为体现犯罪社会危害性程度的情节要素，两者处于并列关系。在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的认定中，行为人实施了“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不论其实施的手段是否恶劣、情节是否严重，只要聚众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就应以该罪论处。 　　（二）个案中“情节严重”的具体司法认定 　　“聚众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中的“抗拒、阻碍”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