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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宝成市长市委书记孩子几乎不上职业院校 　　“关于职业技术教育，大家谈起来都认为很重要，现实生活中又离不开，但打心眼里却瞧不上。”纪宝成，这位中国教育界富有个性、敢于直言的代表人物说起职业技术教育，又情不自禁地展现了以往“纪大炮”的本色。 　　在卸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职务11年之后，纪宝成今年2月又担当了一个新的社会职务――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会长。 　　从国内一流大学校长到任管理职教的社会机构，纪宝成谈起职教来，并非“愤青”放炮图个响，以他担任过原商业部国内贸易部教育司司长，原国家教委高教司司长、计划建设司司长，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等履历，其对职教的观察与建议当会具有建设性。由此，《中国青年报》记者日前对他进行了专访。 　　说职教重要的人的孩子一般都没有上职业院校 　　谈起职教的重要性，这位人大前校长用“三个离不开”总结了各级官员的讲话：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离不开职教；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离不开职教；增加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建设和谐社会离不开职教。“可是，一个最大的反差就是老百姓不认可、不愿意送孩子上职业院校。”纪宝成说。 　　然而，1950～1980年代，我国曾用有关制度较好地解决了这种现象，不少地委书记、行署专员及县委书记、县长的孩子都上中专。同时，普通百姓的孩子想早点参加工作缓解家庭经济压力的话可以报考中专，将来想报考大学的话就去读普通高中。 　　“现在几乎没有市委书记、市长与县委书记、县长的孩子上职业院校，就连说职教重要的人的孩子一般都没有上职业院校。”纪宝成说，“职教简直成了‘平民教育’的代名词。很多老百姓的孩子上职业院校是无奈之举。” 　　来自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与麦可思研究院的调查数据也印证了他的这个观察。据统计，近3年，88%的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2012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农村户籍学生占到在校生总数的82%，中西部地区的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70%。父亲、母亲为农民、工人的学生人数占调查总人数的80%。 　　“这种现象是怎么造成的，全???会都应加以反思。”纪宝成说。 　　现有制度让年轻人“拥抱资本，远离劳动” 　　过去，一个八级工可以享受大学教授的待遇，工人、农民与解放军战士是令人崇敬与向往的职业。然而，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其他制度没有及时改革与跟上，以至于现在年轻人越来越重金钱，乐意当白领，而不愿意当工农兵。 　　纪宝成把这种社会风气归结为“拥抱资本、疏远劳动、轻视劳动者”。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到当下社会，能有一百行出状元就不错了，其他行业似乎都出不了状元。纪宝成说：“不能就教育来谈职教的问题，而是要从改变不合时宜的思想，从制度设计、改革政策做起。” 　　首先，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社会不断地在强化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异。这可以从领导讲话，到新闻媒体，再到社会公众，经常在说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鲜有提及劳动最光荣的价值导向。 　　其次，国家考试录取制度“一棍子”把职教打入底层。中考时，重点高中、普通高中优先录取，剩下的去读中等职业学校；高考时，一本、二本、三本批次录取结束后，才轮到高等职业学校录取。久而久之，职教在社会上是一个什么印象呢。 　　第三，职教毕业生就业的歧视性政策。比如，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录取制度不准职业院校毕业生参加，户籍制度不让职业院校毕业生在大城市落户。 　　第四，人为隔断的职业晋升制度。比如，职业院校毕业生到企业工作以后，从初级工到高级工，最高只能升到高级技师。可高级技师享受什么待遇与地位没有下文或执行不到位；从工人技师职称序列向技术员、工程师职称序列转，外语考试卡死你；企业技术岗位能手聘任到职业院校培养高技能人才，人事编制制度不允许。 　　第五，职教投入缺乏制度保障。过去，我国对职教的历史欠债比较多，近几年投入加大有所改善，但也是建立在领导重视了就钱多，领导提得少了投入就马上减下来。 　　“各种不合理的政策与制度交织在一起，一个工人几乎难以从最底层通达职业的光辉顶点，谁愿意去当工农兵？”纪宝成说，“这些‘莫明其妙’的政策制度为什么总是改革不到位、解决不好？到底是在坚持原则与制度，还是部门利益与垄断思想在作祟，处处刁难人！” 　　盲目追求升格与高学历将把职教带入歧途 　　“我们在梳理国家财政、人社与户籍等对职教不公的政策制度过程中，更要深刻检讨职教一些自轻自贱的地方。”纪宝成如是说。 　　比如，国内高等职业学校普遍存在“招不到学生，国家就不给钱”，招生服务于计划而非服务于质量的现象令人堪忧。有的高等职业学校降到总分100分、80分录满为止，这意味着，高考5门课程平均每门成绩20～30分的学生都可以上大专。一大批低线录取的学生进入高等职业学校后，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