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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中国化”必要性和可能性探析 　　[摘要]自传播学传入中国之后，有关“传播学中国化”的讨论就从未停止过。本文以“传播学中国化”在中国的发展脉络为切入点，进而从为什么要实现“传播学中国化”和传播学为什么能实现中国化两个方面进行阐述，最后对“传播学中国化”的进路提出一点建议。 　　[关键词]传播学；传播学中国化；发展脉络；必要性；可能性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1-292-02 　　伴随着传播学传入中国，“传播学中国化”的研究也随之而起。“中国化”的提法体现出我国学者已经意识到对于外来的理论不能全盘接受，而应采用“拿来主义”的态度。30多年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真正实现“传播学中国化”还需要更艰辛的努力。 　　一、“传播学中国化”在中国的发展脉络 　　传播学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科，从美国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得到了长足发展。与传播学相伴的是“传播学中国化”的研究，从1978年提出至今已经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 　　（一）传播学在中国的引入 　　传播学是“舶来品”，于20世纪40年代末形成于美国，50年代传入中国。“确切地说，1956年11月和1957年6月，复旦大学新闻系主办的内部刊物《新闻学译丛》第三期和第五期，就发表了介绍Mass Communication（当时译为‘群众交通’、‘群众思想交通’）的文章，这被公认是传播学引入中国的起源。” 　　之后主要由于政治原因，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直到一位从美国衣阿华大学传播学专业毕业的中国留学生郑北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业。他归国后发表了许多文章，大力引介传播学这一新兴的学科。此后，国内的学者开始重视传播学这一新兴领域的研究。 　　（二）“传播学中国化”的提出 　　自传播学传入中国开始，“传播学中国化”的讨论就从未间断过。一般认为“传播学中国化”的第一个提出者是余也鲁。1978年3月，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余也鲁教授，在香港举办的传播学研讨会上作了《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的演讲，提出并解释了传播学中国化的含义：“我们除了可以在中国的泥土上学习与实验这些（西方传播）理论外，以中国人的智慧，应该可以从中国的历史中找到许多传的理论与实际，用来充实、光大今天传学的领域。”因为，“传的艺术已深潜于中国文化中，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里，只差作系统性与科学性的发掘与整合。现在该是开始的时候了。” 　　二、缘何要实现“传播学中国化” 　　由于中西方文化中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诸多要素的不同，决定了传播学传入中国开始，“传播学中国化”就应是传播学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题中之义。 　　（一）从中西方传播学的研究受众看 　　传播学起源于美国，后又在欧洲得到长足发展。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它们的文化内核都是比较强调科学精神和个人主义的。这种特质具体到理论研究中，也就是重视“个人”的力量。无论是作为独立个体的研究者，还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受众。西方学者在进行相关研究时都有一个默认的前提，那就是受众是没有差异的，享有相同权利，有独立的行为处事方式的个体。因此，在西方传播学的定量分析研究中，受众只是“数字化”的个体，很少考虑其它因素，即使在人际传播中也同样如此。 　　再来看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内核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强调的是“仁、义、礼、智、信”，重孝悌和伦理，这也就决定了中国文化是“家”文化，“血缘”文化，“人情”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在西方的文化土壤里培育出的传播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就难以完全准确反映出中国的社会状况。 　　由此看来，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尤其是人际传播的相关研究，面临着比西方更加复杂的因素的影响，在运用西方的传播学理论分析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时也应该致力于结合中国国情，实现“传播学中国化”。 　　（二）从中西方传播学的传播内容来看 　　根据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的理论，他提出了“低语境”和“高语境”的概念。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就是低语境文化，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信息存在于自身之中，信息的可传播性和普适性更强，体现出的是西方人的精确思维模式。 　　而中国则是典型的高语境国家，大量信息存在于符号之外，传播语境与传播的具体内容同样重要，有时甚至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与西方人的精确思维不同，中国人体现出的是模糊思维，中国人的艺术讲究“留白”，说话要说“弦外之音”，许多传播内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种间接迂回的表意方式无形中加大了对传播内容解读的难度。 　　总之，关于中国传播内容的研究，应该充分考虑传播的深层含义，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能导致研究有失偏颇，难以概括出传播内容的全貌。 　　（三）从中西方传播学的传播媒介来看 　　西方的传播媒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