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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气候变化谈判资金机制演变进程中挑战及应对 　　摘要 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最严峻的全球性环境挑战之一，气候变化谈判关乎各国在气候秩序中的权力与义务，涉及到各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利益，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的新舞台。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厘路线图精神，发达国家应承担起历史责任，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额外的、可持续的、可预测的资金支持，帮助其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但是，由于发达国家缺乏履行公约义务的政治诚意，长期以来在资金问题上同发展中国家展开了艰苦的斗争。哥本哈根会议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资金呈现出资金来源多样化，资金规模逐渐缩水，资金治理机制对发达国家出资约束力近一步降低的趋势。各利益集团围绕资金机制谈判展开激烈博弈，欧盟与美国正在逐步突破“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争夺气候变化谈判领导权并力图将我国拉入出资国之列，发展中国家阵营逐步分化为“基础四国”、“小岛屿国家”、“最不发达国家”等，保持共同立场难度日渐增大。尽管绿色气候基金在德班会议后正式启动，若无资金注入，也只能为未来资金机制谈判带来不确定性。面对上述形势，我国应坚持公约基本原则，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加强综合研究及前瞻性判断，以积极的姿态和务实的态度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以争取自身的发展权益，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同时，探索在当前发展阶段下发展低碳经济和建立低碳社会的路线图，不断提高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实现自觉减排，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积极贡献。 　　关键词气候变化；谈判；资金机制；绿色气候基金 　　中图分类号X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 　　气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资源[1]。气候变化谈判问题的表面是环境问题，其背后的发展空间、产业竞争力、国际政治领导权等利益问题涉及到各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利益，因此，气候谈判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发展问题[2]。德班会议（COP17）结束后，随着德班平台（ADP）谈判启动这一里程碑性成果，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经济秩序步入新时期。资金机制问题无疑是未来气候谈判的核心议题之一，它的演变一方面反映出各利益集团在其国内政治经济利益驱动下的角力，另一方面也映射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履约模式与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1气候变化谈判资金机制演变进程 　　1.1资金问题各方分歧加大，治理框架或将大幅调整 　　资金机制是气候谈判的核心议题，其关键博弈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资金来源、资金规模及资金治理机制。因此，谈判各方均希望通过这三个方面的角力来掌控资金议题谈判方向，以实现其总体布局。这三个方面也最能反映出近年来资金议题的谈判形式与发展趋势。 　　1.1.1资金来源 　　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COP15）上，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提供新的、额外的、充足的、可预期的、可持续的公共资金支持，保障公约全面、有效、持续地实施，然而未明确资金具体来源。坎昆会议（COP16）重申了发达国家的出资义务，发达国家逃避拿出公共财政预算资金，强调资金来源的多样化，发展中国家做出妥协。COP17上，发达国家继续推卸责任，强调创新性资金的作用，力推以碳市场、私人部门及多边开发机构撬动市场资金，并企图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纳入强制减排及供资体系中，迫使发展中国家承担气候变化减排成本。在刚刚闭幕的多哈会议（COP18）上，考虑到资金的可持续性，发展中国家敦促所有发达国家缔约方通过包括公共和私营部门、双边渠道和多边渠道、以及替代性资金在内的多样性资金来源，不断扩大气候资金规模。整体上看，资金来源呈现出由公共到私营，由单一到多元，由发达国家出资到主要经济体共同承担的趋势。 　　1.1.2资金规模 　　《哥本哈根协议》对资金规模做出初步安排，要求发达国家2010-2012年间提供300亿美元资金作为快速启动资金，并从2020年开始提供每年1 000亿美元的长期资金用于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COP16上，发达国家为2020年后每年提供1 000亿美元长期资金限定了使用条件，即发展中国家需开展实质性的减缓行动并保持一定透明度，同时坚持资金规模取决于发达国家单方面出资意愿而非发展中国家的切实需求。在发达国家提供的资金落实情况报告中，也仅是采用“新瓶装旧酒”的手段，将原来的发展援助资金改贴气候标签。COP18上，发达国家宣称已超额完成的快速启动资金，由于存在严重重复计算及透明度不足的问题，被发展中国家评价为既不“快速”，也未“启动”。发展中国家敦促发达国家尽快设计资金分配计划的路线图，为实现2020年起每年1 000亿美元的目标做出具体、可预见、清晰的安排；在2013-2015期间的出资规模至少达到600亿美元，避免出现资金空档期。尽管从COP17开始，发达国家并未就资金规模进行过多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