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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对农户兼业行为及其离农决策影响研究 　　摘要 农户兼业行为演化的实质是由家庭成员个体就业行为决策和家庭集体劳动分工决策共同决定的，而人力资本通过影响非农就业对农户兼业决策具有内生作用，但这种作用机制既包括农民个体层面，更涉及农户整体层面。基于家庭整体视角分析了农户人力资本的理论特性，提出了农户人力资本对家庭兼业行为及其离农决策存在双重影响效应的研究假设，在此基础上，运用长三角地区1036户农户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劳动成员平均人力资本数量水平提升和成员间人力资本结构差距缩小，对提升农户非农化兼业程度以及增强其主动离农意愿具有积极意义，其中农户人力资本结构效应对农户离农决策更为显著；进一步比较发现，教育和迁移人力资本对长三角兼业农户的非农化发展和离农意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受不同因素影响，健康和以非农工龄为衡量的技能人力资本的作用效应总体却并不明显。文章认为，要把促进兼业农户人力资本发展作为推动其非农兼业升级与离农决策的立足之本，在当前农地征用补偿政策思路上，要从单纯重视对失地农户短期“经济补偿”，向扶持家庭成员人力资本投资以增强其长期非农就业发展之“能力补偿”转变，进而构筑可持续生计保障。 　　关键词 农户人力资本；兼业行为；离农决策；长三角地区 　　中图分类号 F224 文献标识码 A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微观特征是大量农村劳动力成功实现了由农业向非农就业转变，从而改变了农户家庭收入与经济结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农民个体非农就业发展并未转化为大规模的农户家庭整体非农化转型。有研究表明，即便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如长三角），当地非农领域已普遍远超过农业领域成为农户经济的主体，但多数受访农户就业模式的整体非农化转换程度依旧不高，家庭化兼业态势明显[1]，进而导致农户在主动参与土地流转等离农化决策意愿并不强。那么，该如何从理论上审视农户持续性兼业现象？其背后隐藏的深层次因素是什么？新时期促进兼业农户深度分化和主动离农化的合理思路何在？显然，在当前我国面临新一轮经济结构与城乡结构的双重转型发展背景下，研究上述问题既具有重要的科学理论价值，同时也有其现实紧迫性。 　　当前国内外理论界对于农户兼业行为与不完全离农的动因进行了大量研究。一些学者基于发展经济学宏观范式，将兼业视为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特定形态，认为城乡、区域、农业/非农产业等之间禀赋条件与收益差距是导致农户兼业流动的核心因素[2-3]，而有些学者等则从户籍、劳动力市场以及社会保障等层面探讨了导致农村劳动力不完全流动的制度障碍[4-5]。 　　另一些学者基于微观范式，将农户兼业与离农行为视为农户家庭特定劳动供给决策进行了研究。J.Becker[6]的家庭生产理论提出了农户内部存在劳动分工与决策， De.JanvrySadoulet[7]认为家庭内部成员的异质性可能导致不同农户在非农劳动供给模式和决策行为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国内部分学者[8-9]运用家庭决策理论对我国农户家庭劳动分工与兼业行为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宏观范式还是微观范式研究，人力资本对农户兼业与离农决策的重要影响效应都得到了广泛关注。例如，De.Brawn[10]从农户非农就业流动角度，提出人力资本状况是影响家庭成员流动程度与模式选择的关键因素，而张林秀[11]研究也发现，人力资本构成了农户家庭劳动分工与供给决策的重要基础，此外，一些学者[12-13]还进一步从结构维度，揭示了农民个体健康、教育程度以及技能等不同人力资本能力类型与农户非农兼业与迁移行为存在紧密关系。 　　上述研究从多层面对农户兼业行为与不完全离农动因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探索，但总体还存在以下值得进一步拓展之处：现有研究大多侧重考察农户一般兼业问题，而基于农户内部研究不同兼业行为及其离农化决策的并不多；另外，虽然大量研究揭示了农民个体人力资本因素对兼业行为的影响效应，但很少上升到农户人力资本层面，逻辑上，农户是由不同家庭成员构成的微观组织系统，因此农户兼业行为与离农决策将显著受到家庭内部劳动分工和决策影响，而基于农户层面的人力资本因素构成了家庭决策的内在基础，但迄今尚未发现这方面的系统研究。 　　鉴于此，本文基于农户视角，力图构筑一个农户人力资本分析体系，进一步考察其对农户兼业行为与离农决策的理论影响机制，提出相应研究假设，进而运用长三角地区农户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提出相关结论和建议。 　　1 理论分析 　　1.1 农户家庭人力资本体系的双重特征 　　按照舒尔茨[14]的观点，人力资本是凝集在人自身通过健康、教育、培训、迁移等不同人力资本投资所形成的多种能力类型的总称。 　　农户家庭是由多个劳动成员个体所组成的微观组织系统严格意义上，农户家庭人口构成既包括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