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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八春》到《半生缘》文本比较 　　摘 要：《半生缘》是张爱玲长篇小说《十八春》的改写本。两个版本主要在故事的时代背景和人物命运上做了不同的处理，本文通过分析导致这种差异的深层原因，来挖掘张爱玲创作这两部小说的心理变化历程，总结出从《十八春》到《半生缘》是张爱玲小说一贯的苍凉文风的回归。 　　关键词：张爱玲；十八春；半生缘；文本比较 　　张爱玲的《十八春》是她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从1950年4月开始连载于上海的《亦报》之上。时隔18年，张爱玲于1968年又发表了《十八春》的改写本――《半生缘》。前后两个版本相比较，小说的主线没有变化，在内容上有将近70%都是一致的，可以说，《半生缘》主要还是依赖于原始文本《十八春》。修改的部分主要体现在时代背景和“光明的尾巴”等细节的处理上，但是，《半生缘》却是对《十八春》的颠覆性的重写，小说的修改体现了张爱玲对自己社会定位的思考和苍凉文风的回归。 　　一、两个版本的不同之处 　　1、关于时代背景 　　在时间跨度上，《十八春》中沈世钧和顾曼桢的悲欢离合爱情故事经历了十八个春秋，故事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两人准备前往东北开始新生活结束的。修订后的《半生缘》，主人公的爱情故事缩短为十四年，故事写到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国共内战还未开始就止步了，并没有写到解放后，小说的章节也从原来的十八章压缩为十七章。把时间背景从解放后拉到解放前，并且避过国共内战，张爱玲这样处理的目的很明显地是为了弱化政治背景。 　　在《十八春》中关于揭露和批判国民党恶行的内容都替换成了在抗战期间日本人的所犯的罪行。比如慕瑾（在《半生缘》中改为豫瑾）及其妻子的遭遇，在《十八春》中，慕瑾是被国民政府诬陷迫害。“我最近听说一个消息关于慕瑾，说抗战的时候他在六安，给国民党抓去了，他太太可惨极了，给他们拷打逼着要钱，后来就死了。” [1]在改写本《半生缘》中，文本描述为：“后来日本人进来了，把他逮了去，医院的看护都给轮奸，说是他少奶奶也给糟蹋了，就这么送了命。 [2]”迫害慕瑾一家的罪魁祸首变成了日本人。 　　在《十八春》中对于赞扬共产党政治的光明色彩到了《半生缘》中也被去掉了。例如叔惠得知翠芝将要嫁给世钧的消息之后，两个版本对叔惠的出路问题做了不同的处理，在《十八春》中，叔惠离开上海，选择了到光明的解放区去投身革命事业，但是在《半生缘》中，这条“光明的出路”被张爱玲去掉了，换成了“我弄了个奖学金，到美国去，去当穷学生，真是活回去了。没办法，我看在这，也混不出什么样来，搞个博士回来也许好点。” [2]出去是为了逃避现实，和政治无关。 　　2、关于人物命运 　　张爱玲在两部小说中对主要人物命运的处理上有很大的区别，在对待人物命运的态度上也有了很大的不同。《十八春》中，张爱玲在结尾处做了一个光明的处理：曼桢、世钧、叔惠、翠芝、慕瑾在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终于在红色革命力量的号召之下，都到东北投身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来。在新的生活和新的理想中，曼桢和世钧原有的恩怨和纠葛都随之化解，并有了同慕瑾走到一起的可能。世钧和翠芝也在共同革命追求的基础上有了感情上的再出发。但是在《半生缘》中，这条“光明的尾巴”被张爱玲去掉了，十四年后，当曼桢和世钧意外重逢时，也只有“世钩，我们回不去了” [2]的感慨；翠芝和叔惠也只能“徘徊于不伦与不忠边缘的藕断丝连调情场景中”。小说彻底回到了张爱玲小说一贯的“没有光的所在”的苍凉之中。 　　在对待人物命运的态度上，在《十八春》中张爱玲认为造成人物命运的根源在于社会，而《半生缘》中这个根源却在于人性的丑恶和冷酷。如张爱玲在对待曼璐迫害曼桢的态度上，《十八春》中，曼桢在和世钧讲到这段遭遇时哭着说：“我现在也是因为时间隔得久了，所以对我姊姊的看法也比较客观了。好在现在制造她的那个社会也已经崩溃了，我们也就忘了她吧。” [1]而在《半生缘》中，关于这段表达曼璐迫害曼桢的根源在于社会的内容给删掉了，曼桢的不幸遭遇，在曼璐极端自私和嫉妒人性上得到了强调，“我也是跟你一样的人，一样两个姊妹，凭什么我就这么贱，你就尊贵到这样地步？” [2]人性的冷酷才是曼桢悲剧的罪魁祸首。 　　二、对两个版本差异性的深层思考 　　1、对社会环境的顺从 　　《十八春》的写作时间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1950年。新时代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便是对政治漠不关心，张爱玲也不可能游离于时代之外，不可能不对她的创作心灵产生影响。同年夏，张爱玲应邀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当张爱玲身穿亮丽的旗袍进入会场时，“首先当她看到除了她自己以外，整个会场几乎是清一色的灰色蓝色列宁装的天下时，她的心感受到了第一次震动”。 [3] 　　这次会议让她意识到了当代文坛主流文学的强大，她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创作的《十八春》中出现光明的色彩，强调社会对人物命运的决定作用就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