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自述 我创作生涯.docVIP

艾青自述 我创作生涯 　　一 　　我诞生于一九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是满清王朝末年，辛亥革命前一年。 　　我念小学的时候，爆发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由爱国主义开始，到科学与民主的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 　　我少年时酷爱绘画。 　　我念初级中学时，受民主思想的冲击，和同学一起上街游行，喊口号，砸烂卖仇货的商店，捣毁“禁烟督察署”――公开卖鸦片烟的地方。 　　一九二八年中学毕业那一年，北伐军路过金华县城，我们到郊外去迎接，在操场上举行军民联欢会。不久，革命被出卖了，学生领袖被砍头，轰轰烈烈的运动被镇压下去了。 　　一九二八年夏天，我考入杭州的国立西湖艺术院绘画系，念了不满一个学期，院长看了我的画，说了两句关键的话：“你在这里学不到什么，到外国去吧。” 　　一九二九年春天，我就随同几个同学怀着浪漫主义的思想，像从家里逃跑似的，到法国巴黎去了。 　　最初家里还可以接济，不久就断了支援。我在一家中国漆的作坊找到工作。有时工作半天，就到蒙巴纳斯一家画室画素描，而我早已爱上后期印象派的画家们了，看不起“学院派”的绘画。 　　我曾经说：“我在巴黎度过了精神上自由，物质上贫困的三年”；但是我亦没有饿过肚子。我阅读了一些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也读了些哲学书籍，文学读得比较多的是诗。我就像水上漂浮的草随波逐流。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我国东北的土地――民族危机一天天地深重了。 　　在巴黎，我参加了反帝大同盟的一次集会，我的第一首诗《会合》就是这次集会的记录。 　　一天，我在巴黎近郊写生，一个喝醉了的法国人走过来，向我大声嚷嚷：“中国人！国家快亡了，你还在这儿画画！”一句话，好像在我的脸上打了一个耳光。 　　一九三二年初，我因家里几乎断了接济，准备回国，而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激起我国军民的抵抗――一月二十八日正是上海爆发战争的日子，也是我从马赛上船的日子，经过一个月零四天的时间，到上海，战争已经结束。国民党和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妥协投降了。当我看到闸北一带的断墙残壁时，我几乎要哭了。 　　我沮丧地回到家乡，住不到一个月就出来，在杭州遇到一个同学，他说上海有一个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五月到上海我就参加了，和几个美术青年办了一个“春地画会”，六月在八仙桥举行一次展览会；七月十二日晚上，正在楼上念世界语的时候，突然上来几个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把我和十二个美术青年一同逮捕，经过审讯，十一个都释放，我和那个同学关起来。从此，我与绘画绝了缘，就在狱中写诗。 　　我写了一首《芦笛》，前面引了现代派诗人阿波里内尔的话： 　　当年我有一支芦笛 　　拿法国大元帅的节杖我也不换。 　　我把芦笛象征艺术，把元帅节杖象征不正的权力；诗里骂了法国的白里安、骂了德国俾斯麦；而且说我将像一七八九年似的向巴士底狱伸进我的手去，而这个巴士底狱不是巴黎的巴士底狱。 　　这样的一首诗，不知道是监狱方面看不懂，还是他们根本不看诗，就寄出去发表在《现代》上。 　　每当不眠之夜，借铁栅栏外的灯光，我在白纸簿上写诗，有时把两句叠在一起了，等天亮把它们拆开重抄。这些诗，署上莪伽的笔名，通过探监的人带出去发表。 　　一九三三年初，一个下雪的日子，我从碗口大的窗户看着雪，想起了我的褓姆，我写了《大堰河――我的褓姆》。为了避免监狱方面的注意，我改用了一个笔名，由律师带给一个朋友，由那个朋友转给《春光》发表。 　　这是我第一次用了新的笔名：艾青。 　　我在狱中关了三年零三个月，出狱回家。 　　有一次，在赶集的路上，我的父亲说：“你写的那也是诗吗？――听说你写诗还出了名。”他不以为我写的是诗，他认为诗只能是五个字一句或七个字一句的。但他也知道他已不能干预我写诗了。 　　一九三六年上半年，我在常州武进女子师范教了一个学期的书，又失业了。 　　我在上海的亭子间里继续写诗。 　　一首《春》，写的是一九三一年国民党在龙华枪杀五个革命作家的――记忆。最后问： 　　人问：春从何处来？ 　　我说：来自郊外的墓窟。 　　另一首《煤的对话》，最后问： 　　你已死在过深的怨愤里了么？ 　　死？不，不，我还活着―― 　　请给我以火，给我以火！ 　　我把从三二年开始到三六年写的诗，选了九首，自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大堰河》，想不到引起评论界的注意，后来终于由巴金收进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前一天，七月六日，我在沪杭路上写了一首《复活的土地》。诗的第四段里，我写： 　　就在此刻， 　　你――悲哀的诗人呀， 　　也应该拂去往日的忧郁， 　　让希望苏醒在你自己的 　　久久负伤着的心里…… 　　渴望已久的抗日战争真的来了。十月，我从杭州到金华，由金华满怀兴奋地到武汉。 　　十二月二十八日晚上，我写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这首诗，我是以悲哀的心情写的，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