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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能否成为盗窃罪对象 　　本文案例启示：盗窃罪的对象是“公私财物”，在认定某种物质能否成为盗窃罪对象时，应以该物质是否具有财物的内在属性即经济价值为依据。而经济价值是指能够用客观的价值尺度衡量的经济效用。在特定的场合和特定的情形下，“土”是具有经济价值的，因此“土”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 　　[基本案情]某县因建设“引黄调蓄工程”征用了该县柏梁镇某村的土地，征地补偿金等相关费用已付，土地也已平整。2012年9月中旬至2013年2月夜间，犯罪嫌疑人郑某雇用许某、王某等人，使用挖掘机等设备，将该建设“引黄调蓄”工程已取得使用权的土地内的48764立方米（每立方米3.5元作价）土挖走变卖。所取土方，经土地、物价鉴定部门估价合人民币170674元。 　　一、司法实务分歧 　　司法机关在对郑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上，主要存在以下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郑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其理由是：泥土和土地是不动产，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都把不动产排除在盗窃罪的犯罪对象之外；泥土不包含“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土”如同空气、水一样，是一种随处可见的物质，不是商品。我国目前的司法解释仅仅将电、气、技术成果等与一般财物不同的特殊性物质作为盗窃罪的对象，没有将“土”作为盗窃罪的对象。因此，郑某的行为不能构成盗窃罪。此外，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是指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有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行为。郑某的行为所针对的是已被征用的土地，其耕地的性质已经改变，而且郑某的行为也不符合该罪的行为特征，因此，对郑某的行为不能按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定罪处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对郑某的行为应按盗窃罪追究刑事责任。理由是：虽然目前刑法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土方”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但按照立法精神，凡是有经济价值的物质均能成为财物。在当前社会经济条件下，“土方”可以卖钱是众所周知的，郑某盗卖“土”的行为一方面使自己获得了非法钱财，另一方面给土地使用人造成了损失，土地、物价鉴定管理部门也依据行情对“土方”的价值作出了评估，因此，郑某的行为完全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二、法理分析 　　由于本案中郑某的行为既不符合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行为特征，也不符合该罪的对象特征，因此，显然不能构成该罪。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郑某的行为能否构成盗窃罪，而这一争议又是由“土”是否可以成为盗窃罪对象的“财物”所引起的。否定论者认为，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均没有将“土”明确规定或解释为“财物”，因此，将盗卖他人具有使用权的“土地”上的“土”的行为按盗窃罪定罪处罚没有法律根据，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而肯定论者认为，根据刑法的规定，盗窃罪的对象是“财物”，而一种物质能否成为盗窃罪对象的“财物”，不应以刑法或司法解释是否有明确规定为限，而应以该物质是否具有经济价值为标准，凡是有经济价值的物质，均可以成为盗窃罪对象的“财物”。而“土”是有经济价值的，因此，“土”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 　　上述观点的分歧从深层上讲，是如何理解罪刑法定原则以及怎样把握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解释的关系问题。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首要的基本原则，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均具有指导和制约作用。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适用解释的生命。解释活动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固然还需秉承公正的司法理念，遵循罪刑法定原则，或许不能完全保证刑法解释结论都会妥当正确。但是，背离了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解释结论就肯定是不正确的。 　　我国现行刑法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对犯罪和刑罚的规定明确、具体，而不能抽象、模糊。罪刑法定原则的这一要求一方面是为了使广大公民能够认识什么行为是犯罪，各种犯罪会受到何种处罚，从而选择自己的行为。这就是罪刑法定原则所具有的预测功能。另一方面，罪刑法定原则派生出的明确、具体的要求，旨在限制司法人员恣意适用刑法和随意定罪处罚，从而保障被告人的权利。这是罪刑法定原则所固有的人权保障机能。但是，应该注意的是，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规定所要求的明确性和具体性，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是由刑法保护社会的机能所决定。刑法的这一机能要求刑法的规定具有一定的社会适应性，以使刑法的规定不因为社会情势的变化而过时。任何过于确定和僵化的刑法条文的生命力都是微弱和短暂的。 　　上述理论告诉我们，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刑法规定既具有相对的封闭性，也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是封闭性与开放性的矛盾统一。刑法规定的开放性，意味着刑法的规定仍然需要解释，刑法规定的封闭性，表明对刑法规定的解释不能随心所欲。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刑法立法、司法等各个环节中。当然，对于刑法的解释也必须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所谓刑法的扩张解释，并不是无限制的扩张，而是在刑法的立法、修订或实际应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