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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异思想在日本律令时代发展及影响 　　摘 要：中国天人相关的灾异思想随儒学一同传入日本，在天武朝以后开始作为政治理念被采纳，对古代日本的政治、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律令体制下，灾异思想不仅对改善日本古代政治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也推进了日本古代灾害应对体系的确立，使古代日本人的自然观发生了重大改变。而灾异思想之所以在日本实现了不同于中国的独特发展，与日本天皇的特殊“神”性及氏姓制度的旧秩序密切相关。 　　关键词：灾异思想；灾异应对；日本律令制度 　　中图分类号：B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4）01-0034-07 　　《古事记》等日本古代记录中，记载了很多疫病、饥荒、干旱、水灾等自然灾害及异常的自然现象。根据《古事记》、《日本书纪》的神代卷及《风土记》的相关记载，这些现象多被认定为神祗作祟，通常以祭祀神祗的形式予以应对。但进入飞鸟、奈良朝以后，自然灾害等现象开始以“灾异”的形式出现，并且逐渐开始在政治上受到重视。这种对自然灾害等现象的意识转变，起因于中国天人相关灾异思想的传入[1]。作为儒家重要的政治理念之一，灾异思想认为天变地异等灾异现象是天意的表现，是天为了警醒人君行为、执政而施降的现象。该思想不仅影响了古代日本人的灾害意识，而且在日本建立律令体制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以往“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学研究往往缺乏对灾异问题的重视。因此，文章尝试考察律令制建立、发展的关键时期（飞鸟、奈良时代）的灾异及其思想，在明确灾异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及发展历程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灾异思想与日本律令制度的关系，以期对日本律令时代的研究有所补益。 　　一、灾异思想的东渐 　　5世纪左右儒学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2]。在其后的一个世纪中，五经博士、易博士、历博士、医博士等儒者及历书、天文、地理、遁甲方术方面的书籍陆续由百济传入日本，以“五经”为中心的儒家学问逐步被上层知识阶层所接受并日益受到重视。不仅如此，圣德太子（6世纪末）、中大兄皇子（7世纪前期）还将天命观、德治等儒学思想运用到政治改革中。此时的儒学已经植根于日本，并且具有了相当的影响力[3]。 　　灾异思想作为儒学的一部分，随儒学一同传入日本。在儒学日益受到重视的同时，灾异也开始出现在日本的古代记录中。“灾异”一词最早出现在《日本书纪?钦明纪》中。钦明天皇二年（540）七月，百济圣明王在写给日本的国书中写道：“且夫妖祥所以戒行，灾异所以悟人。当是明天告戒，先灵之徵表者也”[4]57。该段文字对“灾异”的理解明显是基于中国天人相关的灾异思想，是灾异思想与日本上层社会接触的最早文献记录。其后，灾异现象的相关记录也出现在《日本书纪》中。推古天皇二十八年（619）十二月出现“天有赤气”的奇异现象；同三十六年（628）三月出现日食现象；皇极天皇二年（642）二月风雨异常，被认为与“仲春行冬令”有关；孝德天皇大化元年（645）春夏两季，老鼠向难波迁移，被解释为迁都之兆。类似的记录自此后便不绝于《纪》。当然，这些灾异记录是否真实可信已经无从考证，但是天变等灾异现象开始在日本古代记录中出现，想必与推古朝以来朝廷对天文、历法等方面人才的培养密切相关a 。随着相关知识的积累，日本人不仅对天象变化有了新的认识，而且对风、雨等自然现象也有了新的理解。可见，在7世纪前期，灾异思想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对日本人的灾害意识产生了影响，但还没有以政治理念的形式被日本人所接受。 　　灾异思想与朝廷施政相关联的事例最早出现在7世纪后期的古代记录中。经过壬申之乱以后，天武天皇即位。在其即位后的第9年（680），再次观测到日食现象。为了应对这次天变，天武天皇下诏说：“若有利国家宽百姓之术者，诣阙亲申。则词合于理，立为法则”[4]735。翌年（681）十月日食再次出现，并且发生地震，于是天武天皇再次下诏说：“大山位以下小建以上人b等各述意见 ”[4]360。也就是说，天武天皇通过要求臣下进言的方式来应对天灾与地异。这种做法在《日本书纪》中是史无前例的，但却与天人相关灾异思想的政治主张相符，即通过改善施政的德政来应对灾异。因此，虽不能说这种应对方法是天武天皇的独创，然而却是天武天皇首开政治对策应对灾异的先河，使灾异思想首次成为影响日本政治的思想理念。 　　由上可见，相对6世纪末、7世纪初时天命观、王土王民、德治、仁政等儒学政治思想在日本的发展，灾异思想的发展相对滞后，在7世纪末时才得以作为政治理念被采纳。 　　二、灾异思想在日本的兴起 　　在日本建立中央集权体制过程中，律令的制定及实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本史上最早的成体系的令《飞鸟净御原令》颁布于持统天皇三年（689），但是其编撰工作却是始于天武朝。天武天皇的施政不仅为日本律令体制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也为灾异思想在日本的传播提供了契机。 　　天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