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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面前,更考验着媒体人素质 　　4月20日，四川雅安发生7.0级地震。灾情牵动了所有人的心，各地媒体纷纷派记者奔赴一线采访，第一时间的报道，让民众和外界及时了解到震中的情况。然而，以汶川地震的经验对芦山地震作出的预判，导致媒体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出现了误判。大量媒体从业人员蜂拥而至，而后发现灾情其实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但整个社会的悲情以及汶川地震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救灾的激情已经被点燃，很长时间都未能理性消退。 　　媒体，就像整个国家一样。面对灾难这个命题，其实都在摸索与逐步完善的阶段，在汶川地震后，中国的媒体展开了反思。在此次雅安地震中，媒体记者整体表现较为克制，当交通堵塞，交警设卡拦截包括采访车在内的一切社会车辆时，给予了充分的配合，记者们或徒步或乘坐摩托车进入灾区。在采访过程中，汶川地震时广为诟病的表现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媒体不断通过自己的平台对外界发出理性的呼声，向外界及时传递灾区的各种所需。当然，媒体的表现依然被评论认为缺乏足够的理性与专业，报道仍然过于煽情，喜好树立“最美”形象。 　　灾难面前，媒体该如何理性作为？为此，我刊摘录了业界和学界部分专家的一些思辨性的观点。借用署名为“媒介评弹”的网友的话说：“事实上，如何做好灾难报道，是全球电视人共同面对的难题。它包裹着这样一些永恒的诘问：是在见证还是在消费？是在记录还是在闯入？会否侵犯当事人的隐私？有没有造成受害者二次伤害？” 　　希望同行多一分冷静，多一分服务，给灾民留下温暖与尊严。 　　灾难中的作秀难逃人民厌恶 　　喻国明 　　谁应该是灾难报道中的主角？答案似乎是明确的：灾难当中的灾民――说出他们的状况、表达他们的呼声、描述救难中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在实际的灾难报道中，我们看到的情形却不是这样。在雅安地震的报道中，我们看到的报道过多集中在救援动态、特别是领导人动态以及一个个感人的英雄事迹上，而灾民状况和灾区需求却往往被一笔带过，沦为配角。 　　更有甚者，有些人、有些机构甚至把灾难当成自我表现的作秀平台。一些企业打着赈灾的旗号，举着一张吸引眼球的大大支票，表现自己的捐款数目――慈善难道不可以静悄悄地做吗？大张旗鼓地自我标榜，这种赤裸裸的公关行为，难道不是在借助赈灾消费灾民的苦难吗？那位被称为“最美新娘”的电视主播，难道缺少三分钟的时间脱下与救灾氛围完全不和谐的婚纱吗？某卫视的直播，有必要让嗓音已经沙哑、说话都十分困难的主持人来主持报道吗？要知道，他并不是站在灾区一线不可替代位置上的记者，有那种必要非让他坚守岗位吗？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是媒体作秀的噱头。 　　老实讲，在灾难报道中，把本应站在幕后的自己推到聚光灯下成为主角，这是一种报道价值的倒错。举目望去，在一个拥有现代文明的社会，很少见到灾难面前，企业家和媒体人如此不加遮掩地作秀。大难当前，灾害一线的实情如何，处在痛苦中的人们有什么需求，亟待解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这些才是讲求以人为本和人道主义的社会中最需要报道的信息，而不是谁谁围绕救灾的表现，哪个媒体的记者第一个赶到现场了。后者不是在报道灾难，而是在表现自我。 　　媒体、官方、企业等，这是影响社会的基本构造，是社会的示范力量。一个良性的媒体、企业和政府机构，追求的目标肯定应该是超越自我，而不是沿着底线走；应该表现出自己的道德高度和责任意识，而不是只想着建立自己的形象。灾难面前，媒体和舆论领袖把自己抬在前面，超越了救灾和灾民本身，这是一种价值观上的倒错。 　　其实，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在灾难面前，任何一种价值倒错的表演都难逃人民的厌恶和讥讽。官员、商人抑或媒体概莫能外。这个道理聪明人都懂。在影片《蝙蝠侠：黑暗骑士》中，那个小丑不要钱，堆成山的钱被他随手烧掉，因为他说：那是最cheap（廉价）的东西。他的目标也很简单，只是为了追求一点技术含量。他的名言是：“你只是普通的罪犯，一点品味也没有。”看看吧，即使我们要追求自己的名声，恐怕也要学学这个小丑，提升一点作秀的技术含量。 　　谁是灾难报道的主角？这已经成为一个现代文明和社会道德的严峻拷问。“我们”是否应该退隐到灾难报道幕后？让灾民和灾情以及与此相关的议题成为报道的主角吧。 　　灾难报道，记者不能逞英雄主义 　　刘海明 　　4月20日，四川雅安强震后，无论电子媒体还是报纸，纷纷推出地震专题，让公众在第一时间了解到地震造成的损失和救灾的进展。 　　整体来看，雅安地震后，中国媒体的灾难报道水平，较2008年有了长足的进步。反应的迅速，细节的把握，报道内容的全面程度，公众的评价明显增高。然而，微博上网友在肯定中国媒体灾难报道成绩的同时，也在不断挑刺，比如不顾受访者的感受，“打破砂锅问到底”；和医生争抢受伤者，干扰电力、通信抢险人员的工作，以偏概全，看到一个地方有人办婚宴，断言整个县区灾情不重；追求眼球效应，把镜头对准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