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依赖国联原因分析.docVIP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依赖国联原因分析 　　[摘 要]通过梳理“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国内外的历史背景，分析事变后国民政府和东北当局寄希望于国联调停的原因。研究表明，当时国内政局动荡，蒋介石、张学良对日本心存恐惧，而且对国联和“币原外交”心存幻想；同时日本政府内部矛盾重重，导致中方判断不明，错误地选择依赖国联。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币原外交；国联；蒋介石；张学良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4）13-0087-03[作者简介]江星若（1982―），男，湖南长沙人，本科，长沙市烟草公司宁乡县分公司职员，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一、“九一八”事变前的中国政局 　　1931年的中国正处内忧外患之中。自1929年以后，蒋介石因裁军问题先后与地方实力派发生一系列混战。1930年4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爆发中原大战。张学良于1930年9月18日向各方发出了“拥护中央”的“巧电”，随即率东北军精锐出关助蒋，扭转了战争局面。阎锡山望风而逃，冯玉祥部下纷纷倒戈，中原大战随即结束。 　　蒋介石此时志得意满，随即宣布全国进入“训政”时期，计划制订约法、召开国民会议、选举总统，结果遭到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强烈反对。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软禁胡汉民，后又向外报道胡已辞职，引起党内矛盾大爆发。5月底，国民党内以孙科为首的改造派、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西山会议派及其他各派反蒋势力齐集广州，并于28日宣布成立广州国民政府，揭露蒋介石关押胡汉民、非法召开国民会议等罪行，限令蒋于48小时内下台。蒋介石此时正调集军队主力到江西“围剿”红军，无力对广州展开军事行动。事变发生后，宁、粤双方以此为借口相互攻击。这时蒋介石忙于巩固地位，对抗日深感力不从心：“夫我内乱不止……而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弊已极，虽欲强起御辱，其如力不足何。”而张学良一则因东北军大部主力尚在关内，二则坚持认为只有在国政统一的情况下才能抗日，也不敢轻易动武。 　　蒋介石一直主张“攘外须先安内”，坚持对苏区进行围剿，其顾虑之一，也是怕苏联以此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蒋介石在事变前，一再叮嘱张学良对日军挑衅须忍让。如由日军挑起的“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于7月11日致电张学良，让他“督饬所部，切勿使民众发生轨外行为”，又叮嘱他“此非对日作战之时”。“中村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又致电张学良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旋即电令东北各军负责长官一体遵照执行。由于“中东铁路事件”的教训，蒋介石于事变后反复指示张学良要谨慎处理。他担心张学良如前事一般擅自与日方签约。如9月21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略谓：“若日本胁迫以签字承认二十一条为退兵条件，望设法严拒。”9月23日，张学良派万福麟等人去南京汇报事变详情，当晚蒋介石与万福麟谈话，特意要万转告张不能与日本签约，“与其单独交涉而签丧土辱国之约，急求速了，不如委之国际仲裁，尚有根本胜利之希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以决存亡也”。这些都透露了他对东北当局擅自签约的忧虑。 　　二、“九一八”事变前的日本国内形势 　　当时国联对日本的影响与日本复杂的国内形势有关。1889年日本颁布的《明治宪法》规定所有军队由天皇统帅，但天皇一个人管不了，这导致军部实际上可脱离首相和内阁的控制。军部和外务部之间矛盾重重。虽然两者都有侵略扩张的意图，但军部更激进，而外务部则偏向于渐进的稳重策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逐渐形成了尊重华盛顿体系，对华采取“不干涉内政”，寻求与中国合作的“币原外交”政策。该政策是由1924年出任外务大臣的币原重喜郎提出来的，他在就任后表示，“权谋术数之策略以及侵略性政策之时代已经完全过去，外交在于踏着正义和平之大道前进”，“我们绝不牺牲他国以满足自己非理性的欲望，也不为所谓侵略主义、扩张领土这种事实上不可能的迷梦所动摇”。“币原外交”的形成和日本因急于扩张而遭受打压的经验教训有关。早在甲午战争时，日本就有过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的挫折。一战以后，日本对中国胶州、大连等地的野心也引起美国的反感。美国通过多种途径打压日本在远东的势力，甚至迫使日本归还了中国胶州租借地。而“币原外交”正是日本在赤裸裸的军事扩张受到阻拦后不得不另谋出路的一种表现。因此，在“币原外交”的政策背景下，美国和国联对日本有很大的影响力。 　　1927年4月，拥有军方背景并力主对华采取强硬态度的田中义一上台组阁，就是这一矛盾冲突的表现。田中上台前夕发表了攻击“币原外交”的演讲，强调“因为中国的政局正在酿成整个东亚的危机，所以日本有必要从‘自卫的立场’出发，与各国协调，采取适当措施”。上台不久，田中就组织召开了著名的“东方会议”，确定满蒙是日本发展的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