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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后环境治理 　　对地方官员而言，快速致富和升迁机会比环境保护更为重要 　　中国的环境形势非常严峻，环境污染导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成本正不断上升。环境污染成本占GDP的比重，估计在每年3%-10%之间。中国一名前政府官员曾表示，环境污染已经超过非法征地，成为中国社会不稳定的首要因素。 　　环境关注度提高 　　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国领导层表现出了对环境问题的高度关注，这是非常必要的。三中全会公告提出了许多环境领域的改革，主要是把环境保护与市场行为结合在一起。例如，强调了改革资源定价方式的必要性、农民土地权利的重要性、利用税收政策保证污染问题得到解决等。 　　对环境责任的考核也在加强。例如，组织部在对官员的考核体系中增加了环境保护方面的指标。类似的指标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出现在中央文件中了。这次改革是否与以往不同，还有待观察。 　　加强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建设的呼声也非常高。中国正在发展一些特别法庭，专门对水污染等案件进行听证。 　　此外，北京、天津和河北最近宣布携手治理空气污染。虽然解决这一问题非常具有挑战性，但这表明了政府解决问题的态度。早前，中国已将环境保护产业作为“十二五”规划中的支柱产业，而且承诺在2015年将环境保护产业份额增长15%，这对中国的环境保护非常有利。 　　地方阻力 　　与政策本身同样重要的是政策执行环境。中国政府面临的最为重要的挑战，是如何保证三中全会提出的目标能够有效实施。三中全会宣布的一系列新政策，代表了改变中国环境状况的第一阶段。发展必要的法律、规章和执行指引将是第二阶段。实际执行将是第三阶段。 　　特有的政治现状，导致中国政府无法有效做好环境保护。在分散威权主义的制度模式下，中央制定政策目标，政策执行权力分散给地方官员。地方官员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做出重大贡献，却没有为环境保护做出同样的努力。对地方官员而言，快速致富和升迁机会比环境保护更为重要。 　　然而，分散的权力体制，也为地方政府提供实验空间。中国已经在大型生态城市、绿色城市设计等方面投入数十亿美元。例如，中国政府与新加坡政府共同开发了天津生态城市项目。青岛市也与德国合作建立了一个生态公园，计划将此公园打造成为清洁技术投资中心。沈阳2009年宣布与IBM和东北大学合作建立智能生态城市，以提高能源、水资源和交通设施的运用效率。如果这些合作计划能够实现，它们将成为其它城市学习的榜样。 　　但是，地方实验也经常难以实现其全部目标。分散的政治体制特征，决定了中央政府很难保证地方官员贯彻执行中央决策。地方环保局官员的主要经济来源和政治责任，是地方政府而非环保部。地方政府可以向地方环保局官员施压，这也扭曲了地方环保官员执行环保政策的激励机制。目前，中国政府的环境保护投入占GDP的1.3%（中国专家认为这个比例应该在2%-4%之间），有一半最后被地方政府花在了其他更为优先的事项上，例如基础设施建设等。对中央政策的执行，往往受制于资源的匮乏。地方环保部门往往缺乏执法资源，缺乏人力和财力监管所属地区的工厂。污染企业的罚款也经常被忽视或协商解决。对于这些制度障碍，三中全会没有作出太多规划。 　　中国有着大量环境行动失败的案例。2005年，中国政府曾提出建立绿色GDP，一年之内，环保部被迫承认地方政府阻力过大，政策执行遇阻。同样，北京林业大学2011年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中国造林项目失败率高达85%。在2012年“两会”期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承认，中国没有达到“十一五”规划中设定的一些环境保护目标，包括减少能源密度、二氧化硫排放、一氧化氮排放、化学需氧量等。（现在看来，中国似乎也很难完成“十二五”规划中到2015年将煤炭消费限定在39亿公吨的目标了。2012年，中国已消费了40.5亿公吨煤炭，煤炭进口量比2011年增加32%。） 　　受限的公众参与 　　这些环境挑战不是中国特有的，印度也面临着类似问题。与其他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政治体制类型相似的国家相比，中国的环境状况到底有多大不同呢？耶鲁大学的环境保护指数能提供一个对比参照。2012年，中国在132个国家中排名第116位，位次高于印度（第125位）（但是，印度经济资源比中国小得多：印度人均GDP还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与“金砖”国家中的俄罗斯（106位）和巴西（30位）相比，中国的排名居后。一些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不管是民主政体还是专制国家，都比中国表现得好，泰国和越南分别排名34位和79位。 　　中国的环境表现为何如此糟糕？显然，增加对环境保护的投资、增加环境保护部的权重非常必要，同样重要的是公民参与。ANDREW WHITFORD和KAREN WONG对八个国家（包括中国）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民主国家明显地具有更好的环境可持续性。中国私人部门，不管是群众组织还是更为正式的非政府组织，其发展比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