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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起案例看盗窃罪与诈骗罪区别 　　摘 要：现实生活中，盗窃和诈骗是两种常见的犯罪行为。二者在主观上都以“非法占有”别人财务为目的，在行为方式上存在较为相似的特点。通过对司法实践中的一起案例进行分析，指出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被害人是否参与案件中，对财产损失的结构是否具有处分权。 　　关键词：盗窃；诈骗；犯罪构成 　　一、案情简介 　　2010年12月9日，杨某与殿龙煤电有限公司签订一矿井车间沸腾煤生产系统废旧物资出售协议，杨某带人负责上述物资的拆除工作。2011年3月27日，杨某带其租用的货车、铲车进入矿区内，让给其干活的一王姓工人采用破坏门锁的方式，打开殿龙煤电有限公司矿井洗煤厂内正龙有限责任公司存煤的铁门，欲装车。保安张某、孙某看到后上前询问，王姓工人说：“不要你问。”后保安张某、孙某在回门岗的路上，碰到杨某，问其怎么回事？杨某让他们不要问此事。张某、孙某未回到门岗，杨某及其带的货车、铲车趁门卫未放下门杆之机，开车带着该煤炭离开了城井。后杨某将该煤炭卖给关某，获取赃款3600元。案发后，杨某赔偿正龙有限责任公司人民币3600元。 　　二、分歧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杨某行为构成盗窃罪。从主观方面看，杨某供述为了“盗煤”，其负责施工，当然明白拆迁协议范围不包括碳场，无权处分碳场内的财物；从客观方面看，杨某让其工人实施破坏门锁的方式进入炭场，让其带来的铲车和货车盗窃炭场内财物的行为。虽然其实施盗窃过程中，被保安发现，这一介入因素并没有改变杨某的主客观行为，只是影响到这起犯罪事实是否能够既遂的情节。这应当属于一起保卫人员不负责任的盗窃行为。 　　第二种观点认为，其行为应定性为诈骗。从主观上看，杨某希望非法占有炭场内的煤块，这与盗窃犯罪中的“非法占有”主观故意没有区别。从客观上看，杨某与殿龙煤电有限公司有拆迁协议，这成为杨某能够带车进入矿井的正当理由，同时也是剪断门锁不被成功阻止、装碳入车蒙蔽保安的理由。破坏门锁被保安发现后，杨某和其工人均回答“不要你管”，这种模糊的回答，使保安认识不清，陷入不知是否应该管的境地，从而一时放弃监管职责，使杨某得以装煤并顺利离开。事后保安因此事受到处理，也说明保安具有监管该财物职责。区分盗窃和诈骗的关键是财物取得方式，杨某之所以能够将煤炭拉走，不是秘密窃取或者公然窃取，而是使财物监管人一时陷入错误认识，放弃监管职责所致。 　　三、案件评析 　　笔者赞成第一种观点。理由如下： 　　1.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杨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犯罪构成是刑法规定的，反映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一切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有机整体。根据刑法基本理论，追究一个公民刑事责任的唯一根据：在他的行为中应具有刑事法律条文严格规定的犯罪构成。 　　盗窃罪的犯罪构成：主观上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明知自己的盗窃行为会发生侵害公私财产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客观上表现为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何谓“窃取”。根据康熙字典的解释，“窃”的原意是虫在穴中偷米吃，引申为用不合法的手段秘密取得。因此盗窃罪中“秘密窃取”属于应有之义。 　　本案中杨某主观上是“因一时贪念，想弄些煤出去”。从杨某的与殿龙煤电有限公司签订的拆除合同，以及杨某是具体负责这次拆除工程的具体负责人员，他应当很清楚，院内的块煤不是其应当拆除的范围，同时他也无权处分这些财物。因此杨某主观上属于“非法占有”的故意，而且杨某明白自己的盗窃行为会造成正龙有限责任公司丢失这些财物，侵害公司的财物所有权。 　　从客观行为上看，杨某租铲车和货车，利用自己有工程的名义，将这两辆车带入矿内；同时吩咐自己的施工人员廖姓师傅用钳子破坏门锁，将院门打开，让铲车和货车进院内装货。从上述杨某的租车、破坏门锁和吩咐装货的行为中，可以看出其是上述行为的指挥者，一系列的盗窃行为均按照她的安排进行，其对盗窃的结果是积极追求的，积极实施。 　　从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来分析，杨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盗窃行为，虽然无法对其盗窃的块煤进行称重，但根据我国相关司法解释，无法鉴定的，可以以其销赃价格人民币3600元来认定，因此杨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2.根据刑法中的介入因素理论，保安的发现和询问并不导致杨某的犯罪行为的中断。在刑法的因果关系中，如果介入第三者的行为、被害人的行为或者特殊自然事实等其他因素，应通过考察介入情况的异常性大小，介入情况对结果发生的作用大小，行为人的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大小等情形，进而判定是前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还是介入后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果是前者，应认定原先犯罪行为构成何罪，即使因介入因素中断而未能既遂，应认定为未遂；如果是后者，应认定为原先犯罪行为中存在介入因素，导致原先犯罪行为的中断，认定存在介入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