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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闻职业道德面临困境 　　摘要：陈永洲和《新快报》事件反映出我国新闻职业道德面临的困境，究其原因是理论教育与现实脱节，新闻机构管理体制易导致权力寻租，新闻从业人员缺乏职业信仰，功利社会的利益驱使，为此，本文提出新时期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对策。 　　关键词：《新快报》；陈永洲事件；新闻职业道德；困境；策略 　　中图分类号：G211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李鹏，天津体育学院体育文化传媒系副教授 　　前不久，《新快报》与其专职财经记者陈永洲突然之间成为了国内外舆论的焦点，随着事件进展的跌宕起伏，最终以陈永洲认罪，《新快报》道歉落幕。虽然我们对于事件本身还存有这样那样的疑惑，例如相关证据显示，在发表针对中联重科的失实报道期间，陈永洲多次收受他人提供的数千元至数万元人民币不等的“酬劳”。而陈永洲也表示，“主要是贪图钱财和为了出名才这样做的，我被利用了”。都是谁在利用陈永洲？又是谁向陈永洲提供现成文稿，其目的如何？在这根黑色的利益链条上，陈永洲也许只是个小卒子，什么时候才能将真正的幕后人托出水面？但是，笔者在此思考的却是陈永洲和《新快报》为什么会走的如此之远？ 　　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陈永洲面对央视媒体的镜头，在承认自己罪行并表示悔罪的同时，明确地表示自己损伤了媒体的公信力。在这里我们抛开陈永洲本人的座位和态度，对于他所供职的《新快报》一一个专业媒体，虽然主编被免职了，相关责任人也追究了责任，但是熟知媒体运作程序的人都知道，记者发表在供职媒体的稿件属于职务写作，稿件能不能发，怎么发，往往并不取决于记者，记者写好稿件之后到报纸正式发出，还有诸多程序要走，必须要过编辑关、主任关，乃至值班老总关等等，如果说陈永洲的新闻职业道德垮了，那么接下来的一系列环节也都垮了？如果说一个《新快报》的公信力能够垮掉，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怀疑所有的媒体都有公信力跨掉的可能呢？由此，我们不得不对陈永洲事件所折射出来的我国新闻职业道德现状进行反思。 　　一、理论教育与现实脱节 　　在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2012）中明确指出，“媒介伦理与法规”是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的必设课程，而几乎所有的中国高校新闻学或者相关专业都开设有类似“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的课程。这说明中国的学院教育没有忽视对新闻职业道德的规范传授，笔者在执教此课程十余年的过程中，虽然教材换过几本，但是关于新闻职业素养的教育却从未被忽视。然而，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在校都通过了培训、考核，而到了社会上却成为了陈永洲、訾北佳之流的无良记者呢？在此，笔者作出几点归纳： 　　第一，现有新闻职业道德教育是与新闻法规一并授课，相对于法的刚性，职业道德过于宽泛，学生在学习中就会产生重法律轻道德的意识。 　　第二，出于就业需要，新闻院校对学生培养质量的把握体现在注重新闻业务的教育、训练，而对于新闻职业道德教育仅限于一两门孤立的课堂教学。相比之下，美欧等国家在新闻职业教育中，将职业道德贯穿于诸多环节，几乎所有的专业课程中都含有职业素养教育，并成为课程能否通过考核的重要标准。 　　第三，在现实中，许多媒体对记者职业道德管理松懈，收取劳务费等现象普遍存在，这在学生实习的过程中就会遇到，使得学生对新闻职业道德的现实存在价值产生质疑和动摇。实习仍然属于学院教育的一部分，而负面的社会现象对于初人社会的大学生而言无疑会起到强烈的负面引导作用。 　　二、我国新闻机构管理体制易导致权力寻租，从而滋生职业道德腐败 　　我国新闻机构普遍是事业单位编制，其职能是政府职能的延伸，“权力”观念使得部分新闻从业人员忽视自身道德建设，相反权力寻租现象比较普遍。于是有了许多类似于以舆论监督为名，实为敲诈勒索性质的“有偿不闻”，也有了因为收受了他人利益，而为其摇旗呐喊甘当吹鼓手的“有偿新闻”。与西方媒体的企业化、市场化相比，我国新闻界普遍是按照行政级别管理的，无论是人员任命还是发行区间都有着较强的行政色彩。这也使得我们许多新闻从业人员以“官”自居，不仅表现出官僚主义的脱离群众，更表现出“弄权”的工作作风。 　　新闻单位的官本位思想在“陈永洲”事件中也有突出体现。当中联重科主动派人与《新快报》就不实报道进行沟通的时候，后者表现出来的是傲慢，大有老爷做事谁敢管的架势，这也成为后来中联重科求助警方的主要原因。而正式这种傲慢，使得许多新闻从业人员将自己凌驾于社会公益之上，他们眼里只有比自己级别高的官员形象，最缺乏的恰恰是社会公众利益。 　　三、新闻从业人员缺乏职业信仰，新闻专业主义精神荡然无存 　　新闻的专业主义是一种独立于任何权威之外的新闻从业理念，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和强烈反权威精神。它要求记者以客观、真实、准确的态度去报道事实，挖掘事实的真相，把事实的原生态展现在读者面前。它最突出的特点，是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客观地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