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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京派作家萧乾与宗教关系 　　【摘 要】本文主要讨论京派作家萧乾先生与宗教的关系。纵观萧先生一生，他的童年就已经根植于宗教之中，但这种根植，并未让他汲取到宗教的“营养”，而是饱尝宗教强者对信徒弱者的欺压与凌辱。更重要的是，萧先生的慧眼看到了外来宗教基督教的不光彩的后盾和侵略性质。所以，在萧先生的宗教观里，参杂了很多政治因素和历史因素，对宗教有着强烈的抵抗情绪。 　　【关键词】萧乾；宗教；反抗；童年阴影；政治因素 　　每个人的观念都与成长环境和所受的教育密不可分。萧先生的生活环境里浸染着宗教，其接受的教育中也浸染着宗教。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里，他身陷佛教与基督教中，经过和它们近距离接触后感叹道：“即便是真的有位上帝，他对世界的饥荒也是束手无策的。” [1]p322由此可看出，在萧先生的宗教观里，上帝只是个于事无补的虚幻形象。站在国家的角度，他更是抛出了掷地有声的反抗，他写到，“基督教的教义中心是一个‘爱’字。它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爱，而是如果你的敌人打了你的左脸，就把你的右脸也给他打的爱。倘若这样，十九世纪那些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为什么逼中国赔款割地呢？他们报复起来要凶狠多少倍啊！为什么却在一个受尽凌辱的国家里，宣扬这种他们自己根本不准备实行的奴才哲学呢？” [2]p43 　　一、萧乾先生对宗教反抗的渊源 　　萧先生反对宗教，跟他童年的经历有着直承的关系。年幼之时，萧先生接触到的宗教不但不能替人排忧解难，反而会给其带来不幸和蹂躏。众多的侵害行为与宗教联系到了一起，致使萧先生不得不对其进行深思。 　　（一）童年的宗教阴影 　　1、童年的灰色记忆――佛教。幼年时，佛教就被带进了萧先生的世界。他的一个远房姑姑因无以为生而投靠了萧家，饥荒年代，这样的投靠无疑是会遭到冷落。所以，这个姑姑就给自己披上了“佛衣”，从此不断上演狐仙附体的大戏。并开始做仁慈救世之事，如把自己的剩菜残根施舍给病人做灵丹妙药。见状，他的一个衣食无靠的堂兄也在街头伴起了狐仙附体，从而向路人“乞食”。此刻，他领悟到，“他们拜的不是佛，而是饭碗”。佛本主要是人们心灵的依托，而今却变成他主要的身体“依托”了。还有一次他陪堂兄去妙峰山，看到有孝子为显示孝心，身背龟壳，一路爬上峰顶，弄得皮破骨露，十分恐怖。“信佛不是为了保平安吗？怎么先把自己糟蹋成这个样子！这岂不像赌博，钱没赚到手，倒先赔上一笔吗”。[1]p323生活中的现实情景磨灭了萧先生心中的大慈大悲的济世佛。眼观诸类情景，他认识到佛只是一些人借以谋生工具，至于佛本身，对人类是毫无帮助的。 　　2、十字架的恐怖统领――基督教。开始较全面地认识基督教，是在三十年代的教会学校里面。当时，萧先生因无力交上昂贵的学费，就选择了一个半工半读的教会学校上学。于校内除了上课外，他还要帮助牧师做许多家务及参加学校的基督活动。在教堂中，牧师满口仁爱，一副圣者光辉形象，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冷酷无情，毫无怜悯之心。这种强烈的反差诋毁了圣经文字堆砌的那个耶稣。从其小说《鹏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萧先生心中坐着一个这样的“上帝”，满口真善美，手上却持一把刀，层层刮下中国孩子身体和心灵的膏脂。这时萧先生意识到，此时基督教只是为了从精神上来奴役中国的工具，是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爪牙。 　　（二）宗教的影响。圣经闪耀着人性化的光辉，但他不能把它所有的信徒都感化。有些根本就是假信徒，只是为了给自己镀金，从而更好地俘虏他人。帝国主义侵华之初，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大都为割地、赔款等具有实体性利益的款项内容，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订的条约就深入到华民的信仰及思想自由上的干预了，他们将自己的宗教、教育理念及模式在中国的扩张。当时，一个在广州的传教士竟扬言上帝将使用“强大的武器”为中国开辟道路。动用“强大的武器”来“为中国开路”恐怕是权宜之计。只是为了使用某种手段欺骗别人的眼睛，使其能够把混乱看作有序，把恶变为善。上帝的使者只是暂时穿上戎装，用子弹来传福音。无疑这时在中国进行宗教传播和割掉中国的一块土地的性质是相同的，只是前者割是土地，而后者割的是精神。从而，让华土稳稳当当的拥在他们的怀里，永世不得超生。作为一个清醒的爱国知识分子，看到国土正在被宰割，国民地精神正在被阉割，哪有不愤慨之理。所以，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萧先生更多的是站在政治的角度来看待基督教的。他反抗的是帝国主义性质的基督教对中国的侵略。他希望，“基督教不再凭借政治政治特权来传播。尤其希望遇到人民大众暴行时，基督教不要助纣为虐，而能旗帜鲜明地站在正义一边。” [1]p333 　　二、喧闹的反抗和沉默的反抗 　　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萧先生与宗教的斗争方式有所不同。而在萧先生幼年接触基督教的阶段，其传入中国主要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扩张，失去了基督教的本义。 　　（一）拒绝教徒口中的“虔诚”和“慈爱”。幼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