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化反腐可能及其变异.docVIP

制度化反腐可能及其变异 　　腐败已成为国人时下高频度聚焦的一个公共话题。腐败的痼疾如何得以根治，社会大众则是希望搜尽古今中外的灵丹妙药。惜乎希望并未转化为富有实效的成果，而前腐后继、新腐尤胜旧腐的事实屡屡让人柔肠寸断。其中颇为诡谲的是，一些在国外被证成为行之有效的制度，如官员财产公示、政府公开采购、民意反腐、专门性反腐机构建设等等，一旦引入国内，却是南橘北枳、效应大变，全然不能按照制度设计的初衷发挥作用。何以至此，个中原因着实需要缜密系统地梳理一番。 　　意识形态话语遮蔽制度建设的迫切。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党时期，依靠大规模的群众动员、美好的社会愿景宣示、纯洁的意识形态整合和严明的组织纪律性要求，成功领导大众夺去了全国性政权。但其很长一段时间都未能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作为一个以真理性、先进性为追求宗旨的政党，虽然其领袖在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之际，基于强烈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居安思危，并向全体党员发出严厉警示：我们不曾倒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下，但却可能躺在糖衣炮弹之下。改革开放之前，为祛除腐败现象，采用运动式集中整治、高密度的政治思想教育这些手段，对革命战争时期采行的一套办法形成强烈的路径依赖。因此，建国后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党内尚不能形成制度建设的共识。50年代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集体曾主张要制定宪法、民法、刑法，要加强民主，但不久便认为法制容易束缚办事的手脚，法律不如开会，不如用《人民日报》发指示，总之认为法治不如人治有用。到了“文革”时期，执政党则是完全放弃了制度建设的最低底线，整个社会陷于一种无法无天的状况。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尽管邓小平基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历史教训，提出要将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之不以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以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强调要用制度反腐，但是他的这一重要思想也并未得到一以贯之的遵循。是坚持加强制度化建设，还是继续沿用整风式、运动式反腐办法，一直呈现动摇、徘徊甚至相互矛盾的状况，这样便造成本来不健全的制度实施起来更加大打折扣。上世纪80年代，社会一部分人认为腐败是改革开放的伴生物，是破解僵化、陈旧体制的必要润滑剂，是撬动民营经济发展大门的杠杆，因此主张“腐败必要阶段论”；另外一部分人则认为腐败是改革开放带来的魔咒，是资产阶级腐朽荼毒在中国的幽灵再现，因此主张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要大力加强思想整顿和教育，要用社会主义思想驱散心中的邪恶。因此这两部分主张却诡异地达致了殊途同归，此即是排拒反腐败领域的制度建设。既有的个别性反腐制度，比如禁止吃拿回扣，禁止党政干部请客送礼的制度，被很多地方干部认为妨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目标实现，不利于地方经济发展，而要么予以休眠、要么公开排拒不用。中国集中式权力结构，造成层级越高的权力机关，越是享有更多更强的资源配置能力。而信息不对称、资源稀缺性等造成权力机关天然的理性局限。地方政权、基层政权事权与财权的失衡，更加刺激了地方政府部门使用正当或不正当手段去竞争获取项目、资金的冲动，因而“跑部钱进”之后便能跑步前进。失衡的权力架构和碎片化的制度设计导致了腐败行为被“正当化”、“合理化”。权力有着去意识形态化的共同运行轨迹。执政党的党章和现行宪法均不约而同地将政治文明写进各自文本，并确定为执政党和国家为之努力奋斗的战略目标。作为政治文明核心的政治制度文明强调权力制衡，因此反腐的制度化建设不能舍弃人类文明已经证明为成功有效的制度安排。 　　反腐若无顶层设计，就会迭出权力的“旋转门”现象，造成制度的黑洞效应。理想的政治是权力有边界的政治，优良的政府是权力有限而有为的政府。鉴诸于国外良好的模式，政府应努力达致的目标是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划分之前提下，充分地培育和发展市民社会组织，包括协会、基金会、学会等社会中间组织等。社会中间组织的发育，可以限缩政府的规模，减少政府运行成本，构建廉洁便宜政府，同时可以型塑公民的自治能力，培养更多有德性的公民。但是，在当下中国屡见不鲜的是临近或者刚刚离退休的官员，利用权力的残余效应，人为地成立各种学会、协会、促进会、基金会等。轻则骚扰民间，加剧民间人力、物力负担；中则打着这些中间组织名义，随意进行评比、颁授荣衔，干扰企业社会正常运行秩序，或者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兜售人脉、牵线搭桥，跑项目争资源，造成社会的不正当竞争；重则权钱交易远期兑现，进行重大利益输送，实现权力的寻租。 　　上述现象之所以能够滋生蔓延，其原因在于我国关于社会中间组织治理的顶层制度设计不足。域外成功的经验是内部必须建立健全治理机构，明晰划分会员与会员组织及其管理机构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外部则用法律明确社会中间组织的行为规范，界定其角色效应。比如，香港有一套比较严密的公务员离职就业审批制度，如离职或退休的公务员不应在政府以外从事可能与其以往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