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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为本澳门特区政府施政落脚点(上) 　　记者：2009年12月20日，以崔世安为行政长官的第三届特区政府宣誓就职。新一届特区政府组成后，坚持民本原则，以民意为施政依归，倾听民众诉求，顺应民心所向，推出系列性惠民政策措施，关怀弱势群体，疏解民众怨气，促进民生发展，锐意推进民生政府建设。澳门特区政府以民生为本的政策是怎样形成的？ 　　娄胜华：首先是政策主轴从经济导向转向民生导向。众所周知，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是回归后由首届特区政府提出的，而政府施政理念则是需要通过政策来体现并加以落实的。政府的施政重点与政策取向取决于社会环境与社会矛盾的变化与发展。因此，在不同历史阶段，即使是相同的政府落实同样的施政理念也是需要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而制订出各有侧重的具体政策的。 　　回归初期，特区政府面对的是低迷的经济、高企的失业、脆弱的财政收入等问题，因此，如何在较短时间内摆脱经济低迷徘徊，推动经济迅速成长与提升社会就业就成为施政的当务之急，并以此为目标导致政府在制订政策时偏重考虑经济发展，形成经济导向的政策。为此，初生的特区政府制定了以旅游博彩业为龙头、服务业为主体的新产业政策，并主动实施了博彩经营权的分散化改革。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随着内地赴港澳“自由行”政策的实施，澳门经济出现跳跃性增长，本地生产总值（GDP）连年增长（下图），而失业率由回归初期的6.8%（2000年）迅速下降到2.5%（2011年），基本实现了全民就业。可以说，经过回归后首十年两届政府的努力，澳门社会经济面貌出现迥异于回归前的根本性变化。 　　与此同时，经济的迅猛发展对原有的社会资源供给与利益分配平衡形成强烈冲击，特别是随着楼价飞升与通货膨胀，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开始受到影响，部分市民非但未能受惠于经济发展，反而因物价上涨而导致生活质素下降，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感受更加强烈。此外，交通拥挤、环境恶化、在职贫穷等问题亦随之而来，不断积聚的民怨更因个别政府高官的贪腐而爆发，转化为日见频繁的街头抗议运动，稳定与和谐的社会秩序受到冲击。显然，与回归初期不同，社会问题与矛盾已经发生转移，即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领域，因此，亦需要政府的施政重点相应地转变。故而，第二届特区政府在其后半段任期内已经有所察觉，并开始推出部分疏解民困与民怨的政策措施，惟回应较为被动，政策力度未能完全合乎民众要求与社会期望，且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因前运输工务司司长欧文龙巨贪案而受挫。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以“传承”、“创新”自谓的第三届特区政府组成后，不但承接第二届特区政府推出的一些民生政策，更在此基础上，先以关顾与援助社会基层弱势社群为重点，继而全面推展各项民生措施，形成民生导向的政策基调。 　　其次是多种形式并举，广泛听取与吸纳民意作为制定民生政策的依据。 　　第三届特区政府组成后，于次年3月公布的首份施政报告即提出“阳光政府”与“科学决策”两大施政新理念。前者的意涵在于增加施政透明度，而后者则直接与政策制定相关。实际上，两大施政理念的贯彻都离不开民众的参与与民意的吸纳。因为只有允许民众参与才能建设开放型的阳光政府，同样，决策的科学化是以决策的民主化为前提的，广纳民意就是决策民主化的重要环节与基本内涵。而第三届特区政府形成以民生为本的政策导向正是从广泛听取与吸纳民意为起点的。 　　在听取与吸纳民意方面，第三届特区政府除利用既有的正式渠道收集意见（如各种咨询委员会）外，行政长官甚至直接走访社区，与基层民众进行面对面交流，以便能够最真切地听取居民对政府的施政期望与政策意见。概括起来，主要有下述一些与民众直接交流互动的创新途径与形式。 　　第一，举办对话交流会。与其他地区一样，近年来，80后、90后青年频繁参与抗议活动成为澳门社会的新动向。2010年“五一游行”中，出现了由80后、90后青年组成的游行队伍。其中，不少是教师与医生等专业人士。为此，由教育暨青年局组织专场青年对话会，行政长官与社会文化司司长亲自出席，与青年进行对话与交流，从中进一步了解到青年因置业困难而要求政府出手抑制楼宇炒风，以及包括教师、医生在内的青年专业人士希望尽快设立专业认证制度，保障专业人士合理权益，增拨资源，促进优质教育发展等意见。同时，网络作为青年社群较常用的交流平台亦启发行政当局更多地运用互联网促进社会沟通。 　　第二，听取社团意见。澳门是典型的社团社会，众多的社团组织联系并代表着各种不同社会群体。因此，行政当局定期或不定期地与社团领袖会晤协商社会事务已经成为治理传统。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第三届特区政府扩大了与社团接触的范围，无论是作为执政联盟的所谓建制派社团，还是由非建制力量所组成的社团，均进行广泛与公开的接触，以听取不同社会职业或利益群体代表的意见。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多元声音并不可怕，怕的是没有声音。事实上，尽管不同社团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