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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事(上)――笑谈之十三 　　北京胡同里的“小宅门”（中等人家，与大宅门相应，戏称之为小宅门）也多为两扇对开。门上大多写有门联，见得多的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可见那时门第、传承，同“诗书”大有关系。 　　“革命”了，就不同了。尽管最初宣传与策划革命的都是知识阶级，但真要 “暴动”，冲在前面的倒多是斗大字不识一担的 “革命先锋”――亦所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读过几天书，就喜欢研究、分析，不免引经据典，瞻前顾后，对“革命”策划者的理论、方针、 计划、措施评头品足，用起来不那么顺手，这在策划者看来就成了“革命”的“障碍”。 　　所以，革命的策划者大多贬抑知识阶层而抬高无知识阶层。即如《水浒》中的宋公明，最看重的还是那个持两柄板斧、不惜性命、唯哥哥之命是从的“铁牛”。于是，策划者便有了“书读得越多越蠢”、“马列主义读多了也会出修正主义”、“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一类高论流传。如果一定要读书，那就只读策划者的书。别的书呢？若与策划者的理论不合榫，大概就属于读得越多越蠢之列了。 　　不过，在“史无前例”之前，还没有走到极端，不听话的知识人是在不断整肃了，但各种书籍，尤其是大学图书馆，古今中外，从亚里斯多德到黑格尔，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大多还是可以借阅的。有些书对学生不出借，但对教师是出借的；有些书对一般人不出借，但对一定级别的干部是出借的。所以然者何？说不清，就那样规定，毫不通融。 　　譬如，《金瓶梅》，在“我大清”时就列为禁书。民国时，虽不说禁，但仍躲躲闪闪。郑振铎编《世界文库》，收入《金瓶梅词话》，文中每夹有若干行“框框”，一字一框，以示此处共删多少字。到了“新中国”，据闻，反倒是“伟大领袖”说： “《金瓶梅》不可不读”，并在高层会议上向党的各大区第一书记推荐。大概因为毛泽东有了“不可不读”的纶音，人民文学出版社便印了线装足本《金瓶梅》若干部，规定部级以上干部可以购买一部，也就是仅限于“高层”，专门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专家据说经审批也是可以买的，但印数有限，供不应求。此事颇为费解，是因为部级以上干部不怕腐蚀，还是部级以上有此需要？说不清。反正《金瓶梅》虽然有限度地开放，但那是高层，我们这些“低层”，尽管读的文学专业，要想借阅，根本没门儿。 　　到了60年代初，因为中苏论战，印了一些包括赫鲁晓夫、铁托、卡德尔、热德拉斯等“修正主义”的言论与著作；为了批判“修正主义”文艺，又印了爱伦堡回忆录《人、岁月、生活》，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等小说，再加《第四十一》、《士兵颂歌》、《雁南飞》等一批电影；此外，还有表现所谓 “垮掉的一代”的英美小说《向上爬》、《在路上》、《麦田守望者》，70年代又放映代表日本军国主义倾向的电影《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战》等等。当然，这些书也都是“内部发行”，要讲级别。电影也都是“内部放映”。不够 “内部”的，仍无缘一睹。 　　到了1966年，在“伟大领袖”的号召下，要和旧世界作“最彻底的决裂”，不但摧毁着学校，摧毁着教师，也摧毁着人类几千年积累的知识和文化。不要说那些“内部发行”的“反动书籍”，就是原先公开发行的作品，也几乎一揽子定为“封资修”，锁在书库不准借阅，图书馆也就关起门来闹“革命”了。当然，“革命”的策划者们还是想看什么就看什么的。我的一位老师那时在北京图书馆任职，“伟大领袖”要看什么书，都由他负责配齐。后来听他说到那些书名，大抵都是市面上要“砸烂”、被抄没的货色，而京城一些学者的私家收藏，据后来披露，被抄后，许多也落入了指导“大革命”的“小组”顾问或成员私囊。不属高层也无缘“内部”的人，“合法”的阅读物，只剩下“红宝书”外加“马列”和一个鲁迅一本《红楼梦》了。若不识时务，难免尴尬。 　　在去苏州的火车上我曾遭遇一次尴尬。因为有一两个小时车程，随手带了本《呼啸山庄》在路上解闷儿。艾米莉?勃朗特的这部小说是公认的“世界名著”。不想一位身穿军装的青年直向我走来，问我在看什么书。那时，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在巡视着不符合“红彤彤新世界”规范的行为。我不发一言把书交给他，听候处置。这位小战士大约从未接触过这类书籍，拿在手里翻来翻去，不知如何是好。从封面上看，画着一个穿带裙撑裙子的外国女人，自然是“资本主义”的，但看内容简介，却又分明写着，反映了英国当时的“阶级斗争”之类的话语，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当时，反映阶级斗争的书当然不好归于“四旧”。于是，“当兵的”只好“劝诫”道：“虽然这书反映了阶级斗争，可是不知道的人看到这些画，还以为你这人觉悟太低呢，收起来吧。”看来这位是温和派，没有横加没收，还讲点道理。在“工农兵”领导一切的时代，我当然不好争论，只能听命。 　　工宣队（全称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后，我又听说了另一次“尴尬”。上海工宣队进驻大学之后第一个“革命行动”，便是全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