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证,计划经济失败有力物证.docVIP

票证,计划经济失败有力物证 　　各种票证曾经长期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那段长长的时间充满数也数不清的票证。现在回忆，居然想不起什么东西是不“凭票”供应的。 　　一旦对“历史”作深入研究或换一个角度，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史书中有时看似无关痛痒的一句话或一个抽象的概念后面，往往事关千百万人的悲欢离合、一生一世。1953年末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史书中只是短短一句，至多是分析这一政策对国家工业化的作用，而这一政策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巨大影响则从未提及。 　　“统购统销”切断城乡的有机联系 　　从1953年秋起，中共中央陆续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后来国家又对棉花和棉布实行了计划收购和供应。1953年实行此政策当然有短缺经济本身的原因，但当时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计划经济。按照计划经济的原则，生产与消费都必须纳入计划。严格的计划经济对生产到消费都要实行计划，因此对居民的日常消费也只有实行“票证化”才能计划管理。 　　这样，国家实行了对粮食和主要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农民只能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摊派数量将余粮出售给国家；城市居民的口粮、食油及穿衣用布都按人口定量凭票供应。中国社会形成僵硬的城乡二元结构，全部中国公民被分为吃商品粮与吃农业粮两个等级，吃农业粮者若想“农转非”成为吃商品粮的“城里人”几乎难于上青天。由此，城市人口与农业人口的区别不仅仅是居住地和职业的不同，而是一种难以更改的、世袭的身份不同。直到今天，这种城乡二元结构还未被打破。因此，这一制度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之广和时间之长，甚至是超过了包括“文革”在内的任何一次政治运动。“统购统销”实行后，与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资源几乎全部被国家掌握，切断了城乡间的有机联系。农民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产品，城市居民也不能自由购买自己所需物品。这种社会结构极其“稳定”，但却毫无生气与活力。“统购统销”一个最直接、最现实的结果是切断了还有一定数量的资产阶级与农村、农民的经济联系，资本主义工商业所需要的原料、市场全在国家的掌握之中。这样，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仅势在必行，而且易如反掌。1954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 指出国家要对部分商品实行计划收购、计划供应。 　　有关票证的“黑色幽默” 　　由粮食的“统购统销”开始，各种票证越来越多，这其实是经济越来越困难的表现。在经济发展较好的1964到1965年，商品略为充足，票证就开始减少，而在“文革”十年间，票证的种类达到顶点。从鸡鸭鱼肉到烟、酒、糖、瓜子、花生、粉丝……从自行车、缝纫机、座钟、大立柜到线袜、尼龙袜、卫生纸、打火石、火柴、肥皂、灯泡、线团……许多东西只有在年节才有供应，不仅限量，而且限时，过期作废。即便是票证规定的东西，也只有北京、天津、上海才能保证供应，其他许多地方连票证规定的东西都不能保证供应。生活是纷繁复杂的，这种简单的“一刀切”必然造成生活的荒诞，几年前《北京晚报》曾举办过一次“票证的故事”征文，不少作者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诉说了一个个真实、具体、生动，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生活本身的荒诞，有时竟超过了“黑色幽默”作家们的想象。 　　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票证旧事》一书，辑录了一些人写的亲身经历，为那一段普通人的历史“作证”。王春瑜1961年决定结婚的因素之一是因为婚后才有副食品供应证，凭此每周才能买到几块豆腐干、半斤豆芽之类。宁宗一小孩才出生几十天，家中唯一的一个暖瓶被打，生活极不方便。而一个暖瓶要一年所发全部“工业券”，根本无法购买，只好硬头皮向邻居暂借（邻居也只有一个），以渡过难关。此后，暖瓶成了他的一种心病，生怕打破，“夜里睡觉都变成了大喜、大悲和大惊的梦”，不是梦见买到新暖瓶，就是梦到暖瓶被打。翁美英1961年生孩子时，街道特别照顾，给了她一张铝锅票，使她着实高兴了好几天。烟票只发给“烟民”，但“烟民”的资格要由个人申请、领导认可， 不少人为了给亲友搞烟票也开始吸烟，不想往往“弄假成真”，自己也因此上瘾。而且，烟票是根据职务高低分等级的，低级者不能买高级烟。由于食油定量极紧，时为农工的张贤亮发明的“眼药瓶滴油法”在农场迅速推广。花生早成奢侈品，时为北京市长的彭真大费脑筋，终于在春节搞到一批花生，全市每人二两。梁晓声永远感激他们的街道票证员王姨，因为她的偷偷照顾，“那些年我们比别的城市居民吃到了更多的豆腐”。不是过来人大概很难想象， 在当时能多吃些豆腐确可谓“恩重如山”！如果家里要买被面或有人要添棉衣，就要集中全家有限的几张布票；为省布票，有人在春天只好将棉衣里的棉花掏出作单衣穿。当然，在所有票证中最重要的是粮票，由于定量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