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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众信息获取权利实现障碍及保障机制研究 　　摘 要 论文分析目前我国公众信息获取权利保障面临的障碍因素，针对这些障碍因素，提出构建一套公众信息获取权利保障机制，主要由 “应有―法定”的权利转化机制 和“法定―现实”的权利转化机制两部分构成，以期保障公众的信息获取权利真正得以实现。 　　关键词 信息获取权利 信息公开 保障机制 社会公众 　　分类号 G250.7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obstacle factors of guaranteeing the right of the public to access information. In view of the obstacle factors， it proposes to construct a set of guarantee mechanism of the public’s right to access information， mainly constituted by the two-part namely the “due-legal” right conversion mechanism and the “legal-actual” right conversion mechanism， in order to truly realize the protection of the public right to access information. 　　Keywords The right to Access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publicity. Guarantee mechanism. The public. 　　信息获取权利由瑞典在200多年前首先确立。1766年瑞典制定《出版自由法》，明确赋予公众享有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20世纪40年代继国际法律文件对信息获取权进行规定之后，许多国家通过宪法或制定专门的信息获取法律来规定公众享有获取信息的权利。那么我国的信息获取权利保障的现实情况怎样呢？我们应该用什么来保障公众的信息获取权利，保障公众能顺利地获取到自己所需的信息呢？这是我们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1 信息获取权利及其实现 　　关于信息获取权利概念的提法很多，还没有统一的说法。尽管目前关于公众信息获取权利的认识角度存在一定差异，但无一例外地都主张了公众信息获取权利的正当性。笔者采用黄瑞华等的“广义与狭义”之说，黄瑞华等认为按所需信息的内容范围不同，信息获取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信息获取权指信息主体有依法获得政府信息、企业信息、消费者信息、图书馆等公共信息机构的信息以及法律规定应予公开的信息的权利。狭义的信息获取权仅指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中规定的信息主体有权以法定的形式要求的政府机关公开政府依职权收集、归纳、整理信息的权利[1]。这里以狭义上的信息获取权为研究对象，指公众对政府信息的获取。 　　认识了信息获取权利，我们再来看信息获取权利的实现。从法学的角度来看，任何权利都具有“正当性”“合法性”“现实性”，这三种属性相应地构成了“应有权利”“法定权利”“现实权利”共存的形态，任何权利要得以实现即最终要成为现实权利首先是要由应有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2]。信息获取权是信息时代社会公众的一项重要人权，同样具有三种形态。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看，信息获取权利的实现是信息流动的过程，即政府信息从政府成功地传递到社会公众，社会公众获取到自己所需信息的过程。 　　2 我国公众信息获取权保障的障碍因素分析 　　从信息流的角度来看，政府既是信息的生产者、发布者也是信息的接收者；社会公众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发布者；政府网站、大众传媒、档案所、情报所、公共图书馆等是信息的传递渠道。信息公开、信息申请、信息反馈是三种主要的信息活动，信息获取权利实现过程的信息流如图1所示。 　　社会公众获取信息的程度和政府、社会公众、获取渠道、政府信息本身都密切相关。笔者在此就从政府、社会公众、获取渠道、政府信息几个方面来分析当前我国公众信息获取权利实现的现实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障碍因素。 　　2.1 政府信息本身 　　政府信息是信息获取权利的客体，从政府信息来看，信息获取权利保障存在的障碍表现在两个方面：（1）政府部门信息共享难。政府信息的所有权、采集权、开发权、经营权的归属、转移及相关管理原则不明确，造成了不少政府部门将政府信息的产权部门化，有意或无意地设置互联互通的壁垒，从而导致了资源归属上的“部门私有”格局[3]。这种“部门私有”格局导致信息跨部门共享困难，信息孤岛现象严重，信息资源建设与共享进展缓慢，同时也容易造成“信息寻租”现象，给公众获取政府信息带了障碍。（2）政府信息公开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