浑水如何变清雍正养廉措施.docVIP

浑水如何变清雍正养廉措施 　　康熙六十一年八月，陕西巡抚噶什图奏请用通省火耗弥补亏空，孰料折子上去后，康熙立刻下谕痛批：“火耗关系重大，断不可行。自古以来，惟禁止火耗而已，不可开……加派之名，朕岂受乎？”“民间火耗只可议减，岂可加增？朕在位六十一年，从未加征民间火耗，尔等胆大昏愦，理应斩之！”看到这里，读者或许要问，究竟什么是火耗，康熙又为何对这个折子火冒三丈呢？ 　　康熙晚年的无奈 　　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赋税一律征银上交国库。但是，由于当时没有标准化银圆，地方官府需将百姓交纳的零碎银两重铸为银锭才能上交，而熔铸过程中，原银两会有些许损耗。因此，地方官在百姓缴纳田赋时往往要求加收这部分损失，即所谓“火耗”。此外，官府征收“漕粮”时，也会因粮食晾晒、簸扬及长途运输而有所损耗――所有这些损耗（或说成本），官府不愿承担而将之转移给老百姓，即所谓“耗羡”。“耗”者，损耗；“羡”者，多余也。 　　通常来说，碎银熔铸的损耗其实并不大，每两至多也不过一至二分，即百分之一至二；粮食在储存运输过程中的损耗及成本或许会大一些。但这些看似合理的要求，最后都无一例外地膨胀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之后的所谓“耗羡”，都已不是原始字面上的意思而发展成正税之外的附加税，不容小视。最耐人寻味的是，这些收入并不上交朝廷而归地方官府掌管，朝廷虽明知如此，却从未公开承认过。 　　不承认并不代表不存在。康熙年后，征收火耗一如明代，且有不断加重的趋势，河南、山东等省的火耗率甚至达到正赋的八成左右。这些私征、私派、私用的所谓“耗羡”，不但加重了百姓负担，而且被地方官吏们视为约定俗成的“半合法”收入。如此，法外之税，又无监管，官吏们自然是上下其手，腐败丛生。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几个英主之一，对于这等乱象，他如何会看不明白呢？为何不加制止呢？究竟是因为年老力衰还是有意宽仁？是无力制止还是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情况看来并不简单。康熙四十八年九月，在给河南巡抚鹿佑的谕旨中，康熙说，所谓廉吏，也不是一文不取；若真的一文不取，那他的日常生活及家人胥役，又何以为生？如果州县官只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那就是好官。若一概纠摘，岂不是参不胜参？同年十一月，康熙又说，凡事不可深究者太多，州县一分火耗，也是法所不应取。但仅以此法一概绳人，则人皆获罪，无所措手足矣！ 　　由此看来，康熙不但对火耗心知肚明，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予以容忍。不仅是耗羡，康熙对地方官员收取节礼、规礼也同样采取姑息态度。康熙曾对官员直白地说：“外边汉官有一定规礼。朕管不得。” 　　当然，凡事得有个度，“只取一分，便是好官”。可惜的是，这只是康熙的一厢情愿，贪官欲壑难填，他们取的远不止一分而最高达八钱，两者相差有八十倍之多！ 　　康熙之所以容忍这些“法外之物”，原因有三：一是官员低薪制，二是各级官府普遍缺乏办公费，三是地方亏空太大。说到官员薪俸问题，监察御史赵禧早在康熙八年就有过一段议论，他说，总督每年支俸一百五十五两，巡抚一百三十两，知州八十两，知县四十五两。若以知县论，一家一日，粗食安饱，兼喂马匹，亦得费银五六钱，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尚有二十余日将忍饥不食乎？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督抚则必取之下属。俸禄不增，贪风不息；下情不达，廉吏难支。 　　养家活口之外，地方官员还得聘请幕友、书吏、仆役、家丁等，否则办公、顾问、保卫、勤杂等事务无人承担，这些编制外支出，全部由官员自掏腰包，朝廷是一分钱都不管的。除此外，过境官员的送往迎来、交际应酬，逢年过节还得打点孝敬各级上司，各种费用加起来，根本不是这点低微的俸禄所能应付的。 　　地方官员的困境还不仅于此。“三藩之乱”后，军需浩繁，朝廷加大了对地方的起运比例，甚至还会挪移正项钱粮，以致亏空日积月累，越积越大。 　　要解决这些问题，当然也不复杂――请中央拨款。但话说回来，地方上的亏空说白了就是欠中央的钱；若要给官员加薪、弥补地方办公经费，中央拿不出钱只能加税，而加税势必增加百姓负担，康熙又不愿承担这个骂名，正如他自己说的，“加派之名，朕岂受乎？”他宁可睁一眼闭一眼，实行得过且过的“鸵鸟政策”。 　　公开不能搞，查办又不行，康熙最后只能祭出儒家的道德大旗，寄望官员们本着天地良心，看在多年熟读诗书的份上，“只取一分，便是好官”。但如某句名言说的，“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道德反腐不奏效，他的这一烂摊子也只能留给雍正去解决了。 　　雍正的财政改革 　　对于康熙末年的巨额亏空及耗羡的滥征滥派，自诩比康熙老爷子还要洞察世情的雍正，自然心里跟明镜似的。即位之始，雍正即把清查亏空当成上任后的首要大事，赔补、革职、抄家，各种铁腕手段，一时闹得官员们怨声载道，几至“官不聊生”。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地方上的亏空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其间，上任、下任交代不清，日积月累，很多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