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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景明香港价值在于它学术自由 　　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下称“中心”）前任主任助理熊景明女士的访谈，约在了北京三里屯Village 的皇后餐厅。在北京的香港餐厅见香港来客了无新意，不料皇后餐厅正是熊景明的女儿前年举行婚宴的地方。留美归来、现居北京的女儿无车无房，但那场婚宴坐满内地的知名学者，他们曾受熊景明之邀去“中心”访学，在各自的学术生涯中留下过一段自由、开放的难忘时光，也因此成为熊景明的好友。 　　“中心”前身是研究中国大陆的西方学者1963 年在香港成立的“大学服务中心”，它服务于从海外来港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据1980 年代初的统计，约有200 余部关于中国大陆的研究著作，是在这里完成的。 　　1988 年，“中心”被香港中文大学（下文有时简称“中大”）接管，熊景明自此开始正式主持这里的工作，继往开来，秉承中心传统，推动它为中国研究者提供无偿服务。“中心”无与伦比的馆藏优势，吸引着世界各地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国研究领域的学者。这里的图书馆拥有1950 年代初迄今的大陆省级及全国性报刊，以及学术机构、政府部门出版的报刊的印刷版及电子版，还有完整的全国、省、市级综合及专业类年鉴、统计资料，省、市、县、乡镇级地方志以及县一级的土地、粮食、财税、教育、水利等专门志，中、英文中国研究专著更是超过10 万册。 　　在“中心”成立40 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从事中国研究的著名学者用各种语言赞美了“中心”之于他们的功德。为数众多的大陆学者也受惠于“中心”，学者金雁看了熊景明与作家徐晓新近主编的悼念文集《史家高华》后感慨，原来那么多同行都是在“中心”结识高华的。 　　几乎所有访问学者回顾“中心”的文章中，也都会回忆起熊景明的专业精神与热忱。20 余年来，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硕士出身的熊景明一直将主要精力贡献给了“中心”，在从事学术组织与管理之余，参与国际社会对大陆的扶贫项目，撰写农村社会研究文章。2007 年夏退休后，熊景明依然参与香港乐施会的工作，并和旅美作家林达合作，主持“中心”的“民间历史”项目，专事收集纪录片和未出版的个人回忆录等；还参与中大亚太所的内地干部培训计划。她说自己“一不小心，掉进一个伟大的陷阱”。当然，如今她最开心的角色是外婆。 　　与熊景明谈起她主持“中心”的20 年岁月，以及她足以“一窥二十世纪四十到七十年代初云南省城生活”的自传随笔《家在云之南：忆双亲，记往事》，她仍然为“中心”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而自豪，“一个人来到世界上，最值得珍惜的就是你接触的人。我非常幸运，有机会接触到很多很多优秀的人，和其中一些特别有缘份，变成好朋友，他们有一种舒服、温馨的友谊，令彼此温暖”，“这个世界上的工作如果让我重新挑，我还是挑这一份。” 　　研究中国的人，都是因为喜爱中国而研究它 　　问：“中心”前身和它后来的“主人” 　　香港中文大学都成立于1963 年。其实，在“美国学术团体协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Learned Societies）1970 年代接管“中心”之前，美国福特基金会已开始资助和利用台湾“中研院”的近代史研究所，以之“作为美国学者来台从事研究的学术基地”。1960 年代到1970 年代的“中心”与“中研院”近史所共享着美国“冷战”时期学术输出、交流的大背景，但当时香港之于美国乃至西方中国研究界的作用，与台湾是不是还不完全一样？ 　　熊景明：有很大的不一样，美国有它的对华政策，也有对台政策。在香港，这个学术机构叫“大学服务中心”，它完全是自下而上的。纽约大学教授Jerome Cohen（现中文名为“孔杰荣”，直译为“杰罗姆?柯恩”）是“中心”第一任主任，他在回忆“中心”时谈到，当年有一些学者在美国成立了一个俄国研究中心。美国各个大学各自为政，国家不能够控制其研究方向。只不过，鼓励中国研究的时候，奖学金的拨款可能有一些。 　　1960 年代初俄国研究中心成立后，Jerome Cohen 等学者觉得为什么我们没有一个跨学院、跨地域的中国研究的中心。这个中心设在哪里？想来想去，东海岸不对，西海岸也不对，于是有人提出来，不如设在香港。就这样，他们在香港设立了“大学服务中心”。这些学者也就30 来岁，或者更年轻，他们研究中国有很多人是出于巧合，没有多少长远的考虑，或者影响中美关系这样的宏大目标。 　　“大学服务中心”1988 年被中文大学接管过来，我来负责“中心”的工作以后，将中心档案保存的和学者的所有通信拿来看。因为“中心”原来的主任的英文非常好，文字好，有幽默感，很会写，我想向他偷师。看过这些信件我才知道，“中心”最艰难的就是年复一年地找钱，通信很多都是讲怎么找钱，怎么求爷爷告奶奶地跟基金会要钱。后来，很多人说“中心”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系，要是真得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