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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制度理性选择和自信之维 　　党的十八大报告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鲜明提出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处于首要地位，是建立其他国家管理制度的基础，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人大制度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重要基础和根本内容。坚定人大制度自信，就是要进一步深化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认识，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有力保障。 　　一、人大制度的理性选择 　　（一）曲折探索。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为拯救中华民族的命运，我国的各个阶级、各种社会势力围绕着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治体制问题进行了长期探索，由开始初步了解西方民主制度，到通过改革直至采取革命的方式将西方代议制的民主制度移植到中国，但都归于失败。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起初效仿美国建立了“五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教育、监察）基础上的总统制政体，后改为议会责任内阁制，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1]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沿用孙中山创立的“五权分立”的总统制政体，国民党蒋介石推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民主对中国人民来说依然遥不可及。抗日战争末期和抗战胜利初期，中国各民主党派（多为现在各民主党派前身）陆续成立，他们大都打出“反内战”“反独裁”的口号，要求中国走多党政治协商的议会民主道路，有的甚至公开标榜“第三条道路”，但国民党的独裁、专制使他们的幻想最终破灭。历史证明，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共和制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伪宪制在中国行不通。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顽强有力地排走或改变外来文明，使得“每一制度，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2]。正是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中国人民认识到在中国走西方资本主义民主道路根本行不通，进而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二）艰难实践。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刻总结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历程，为实现人民民主而进行的探索和创造。马克思主义者在吸收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主权在民”思想、总结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观点，并把它作为政权建设的根本原则。实现这一原则的方式就是由人民选举一个代表机关，赋予代表机关掌握国家的一切权力、进行国家事务的管理，由人民对这个机构及其人员实施监督罢免。巴黎公社是这一新型政权的最早实践。列宁根据俄国实际，创立了人民代表会议――苏维埃这一新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提出“一切国家权力归苏维埃”的根本原则。这些思想原则为其后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探索、创建新型人民政权组织形式奠定了理论基石，提供了实践指南。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周恩来即领导召开了上海市民代表会议，通过了《上海特别市市民代表会议政府组织条例》，规定其为最高权力机关。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后，根据地逐步扩大，各根据地相继召开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政府。为实现对各根据地政权的统一领导，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通过了革命根据地历史上第一部宪法――《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政府为了全国统一抗战形势的需要，提出了具有民主性质的“三三制”原则（在参议会和政府中共产党员、党外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建立了边区参议会制度。1940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首次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制的理论设想。1945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3]1946年4月23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规定，“边区、县、乡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为人民管理政权机关。”这就以立法（宪法原则）的形式确立了人民代表会议制度[4]。 　　（三）正式建立。1949年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