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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本纪》作文之道 　　《史记》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历史散文。其人物形象刻画的艺术，成为后世文学中塑造人物的典范。叶圣陶说，“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如果我们在学习《史记》时能和学生的记叙文写作结合起来，既能深化对教材的理解，又能指导学生的写作，可谓一举两得。《项羽本纪》是“太史公最得意之文”（明?茅坤），现以此篇文章为例，从写作的角度，解读《项羽本纪》。 　　一、立意鲜明：一个悲剧的英雄 　　“凡为文以意为主”（杜牧），而文章的立意首先是借助人物表现出来的。司马迁在项羽身上着力用了两个词：“英雄”和“悲剧”。司马迁对项羽是十分偏爱的，他首先把项羽定位成一个“英雄”，讴歌了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一个英雄首先应该有社会责任感，能以天下兴亡为己任。项羽出生在战国末期，青年时代是秦王朝时期。秦始皇消灭六国时的大屠杀，在位时的种种暴政，为秦走向灭亡埋下了种子。在反秦灭秦的战争中，项羽是主力。项羽率军在巨鹿之战消灭了秦军的主力，促进了秦王朝的分崩瓦解，为刘邦顺利入关创造了条件。司马迁高度评价了项羽在反秦斗争中的领导作用，他看到了项羽的丰功伟绩，而不是以成败来论英雄。所以项羽虽未统一称帝，但也将他列入“本纪”，颇有惜英雄之意。 　　项羽失败后自刎于乌江边，这一悲剧性的结局引起了后人很多的叹息。甚至有很多人为他写翻案之作。但历史是改变不了的，项羽的悲剧不在于“此天亡我”的结局，而是他性格中的悲剧。性格决定命运，命运决定人生。司马迁本着“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展示了项羽性格中的缺点，揭示了他必然失败的命运。项羽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勇”字。从他起义到兵败自杀，司马迁着力一个“勇”字，写出其英雄形象。但他目光短浅，仅凭武力征服天下，安于做一个西楚霸王；他的残暴令人发指，“坑秦卒二十余万人于新安城南”；他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他刚愎自用，鸿门宴上错失杀掉刘邦的大好时机；他勇而无谋，四面楚歌时也要来次“快战”逞匹夫之勇，不计后果。 “此天亡我也”，项羽临死之前说了三次，把罪责归于天。钱 书说：“心死而意未平，认输而不服气，故言之不足，再三言之也。”可悲的是项羽至死也没有认识到这个悲剧是由他自己造成的，自己一系列的决策错误导致最终众叛亲离、自杀身亡的结局，这就是人物的悲剧意义。 　　二、选材精当：一个立体的英雄 　　确定了文章的立意，熟悉和掌握了材料，接下来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选择材料。茅盾提出选材要“像关卡的税吏似的百般挑剔”，强调选材要严格，鲁迅也曾说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所选出的材料必须是围绕并突出主题的。 　　为了刻画项羽人性的复杂性，《项羽本纪》主要选取了他生平中大起大落的四个关键阶段：吴中起兵（起点），巨鹿之战（顶点），鸿门宴（转折点）和垓下自刎（终点）。一个成功的文学形象应该是立体的，而不是扁平的。项羽既有思民苦的仁爱恻隐之心，又有坑杀战俘的残暴之情；既有与部下同甘苦的义重如山，也有官阶不给部下的吝啬小气；既有杀宋义的果断决绝，也有鸿门宴时的优柔寡断……在《垓下歌》中，项羽穷途末路，面临绝境，面对虞姬，万种柔情，想到自己死后虞姬脱身无所，慷慨悲歌。这就是人物的多面性。韩兆琦在《史记博议》中说，“项羽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却同时也是一个鼠目寸光的庸人；有时有龙飞凤舞之雄姿，有时又愚蠢昏庸得像一头驴子；有时宽厚仁慈，有时又暴戾凶残得令人发指”。 　　在选材的基础上司马迁又注重剪裁。同样写战争，巨鹿之战是项羽功业的巅峰，本是精彩章节，司马迁却用了不足百字来写这场战争。“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语言极其简洁干净。东城之战发生，四面楚歌、英雄末路之时，司马迁极尽辗转腾挪之笔法来描述项羽的形象。司马迁这样处理有其目的：巨鹿之战只能展示项羽神勇的一面，项羽的神勇在其他章节中都有交代，或者说是贯穿项羽一生的，无须赘言；东城之战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有情有义、愤懑不平、坦荡磊落的多侧面的项羽。如果说前者中项羽是一个“神”，后者中项羽更是一个“人”了，这样的人物才贴近生活，更真实，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用清代郑板桥的话来说就是“反复诵观，可歌可泣在此数端耳”。 　　三、手法多样：一个鲜活的英雄 　　戴维斯曾经说过：“好作品的秘密，在于用新的方式叙述一件旧事，或用一种旧的方式叙述一件新事。”司马迁属于前者。《史记》的人物刻画充分体现了司马迁艺术手法的高超。他善于通过尖锐的冲突、生动的细节、精彩的议论、互见互补等手法，把历史人物刻画得形象丰满，个性鲜明。《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对项羽的性格采用不同的手法，以此来写出人物的个性，达到栩栩如生的效果。 　　巨鹿之战胜利后，“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