挚爱无始又无终影像.docVIP

挚爱无始又无终影像 　　如果眼睛是照相机快门的话，那么我们来到世界上用双眼第一个扑捉到的形象很可能就是我们的亲人。他们的面孔与微笑映现在我们面前，成为了成长过程中处处影响我们的一份特殊的影像礼物。因此，有关亲人的摄影作品总是有些不一样，同那些无关自己或者晦涩难懂的作品相比，这类摄影有着既简单又复杂的解读空间。 　　可以说，摄影内部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着两套审美体系：艺术的和大众的。两个体系同时享用着摄影，又同时丰富着摄影，没有孰高孰低，而是平起平坐。好的亲人摄影很可能不是艺术画廊里的高价商品，而只是百姓家中相册里一张老旧的小照片，朴实无华的挚爱之人的照片很可能不是艺术品，但它们存在的意义和对摄影美学的贡献却和好的艺术品一样重要，它们具有另外一种美的价值。因此，不管那些晦涩的艺术类摄影作品对于摄影发展史而言有多么重要，都无法改变大众对记录挚爱之人的摄影作品有一种天然的亲近之感，拍摄和解读这类作品就像一次需要巨大勇气的自我叩问之旅，糅杂了太多超越理性的主观情感，使得这类作品有了许多道德和伦理上的复杂性。 　　父母：审视未来的自己 　　1969年，美国著名的时尚摄影师理查德?艾维顿（Richard Avedon）开始对自己所拍摄的时尚摄影作品产生了困绕，原因在于他在某一天带着一个儿子而不是摄影师的目光审视日渐老去的父亲时，感受到了父亲同自己拍摄的时尚模特有着如此大的不同――衰老而视觉破败的肉体日渐萎缩，没有生命力，美丽和健康终止了，而亲情的本能又在不断地提醒着一个准事实：那具父亲的身体就是他自己未来的一个缩影。于是，他决定用一种看似非常客观真实的手法记录父亲的肖像：画面采用如死亡般肃穆苍白的背景，父亲在镜头前散发着年老病痛的罹难之苦，他的眼神总是躲闪着不去看镜头，这种有意维护自己尊严的举动反而让他更显被动无助。无疑，“美丽”与这些照片无缘，照片呈现出的是一个正与死神对话的男人，他被折磨得够呛，五官流露出弱者的无力妥协，然而，这位固执的儿子却坚持要用这种常人看来有些偏激的表现手法来拍摄自己的亲人。 　　在1970年理查德?艾维顿写给父亲的一封信里，他为自己的这一拍摄方式辩解到： 　　亲爱的父亲： 　　当我第一次向您展示我在几年前为您而做的众多肖像摄影作品中的一张后您很受伤。对于美的理解，我与您的观点不尽相同。 　　我记得有一张您坐在钢琴前的照片，那张照片是我从小到大每天都会看到的。那是由一位我们从来没见过的摄影师经过严重润饰后制作的照片，我们还为它起了一个滑稽的名字“微笑的杰克?艾维顿先生”。几年后，我也做过一次报道，起名为――摄影家理查德?艾维顿先生，他们当为我拍摄了一张与您当初一模一样的照片，我也坐在一架钢琴前，就是那架陌生的，从未进入过我们真实生活的钢琴。 　　所以我尝试改变。当您为了摄影而微笑时，那不是真实的您，您是鲜活的，会怒的，会饿的真实的人。我从中感受到的是强烈的情感，我想拍摄如真实的人一样，有着强烈感情的作品。我希望您能够让这种情感通过镜头传递给我，成为一种能让陌生人驻足的认同。我理解您的追求，但同样感谢您对我所拍摄您的那些不够“尊严”的影像的容忍。 　　从1969年开始一直到父亲去世，理查德?艾维顿用7年的时间坚持为父亲拍摄肖像照，这些纪实的照片成为了奠定他之后艺术生涯转变的影像基石，与他晚年的成名作《美国西部》相得益彰，揭示出了有关亲人影像最重要的一点美学思考：美与爱的矛盾性。在他写给父亲的信中末尾，艾维顿进一步阐明他的创作观点，认为亲人影像的最大魅力往往超越伦理与道德，并不是为亲人掩盖和扮演出一种虚假的表面之美，而在于对爱的真实性表达： 　　您是否还记得当我9岁那年，您尝试着教我如何骑自行车吗？那是一个夏天的周末，我们正在度假，您从新罕布什尔州赶回来，身上还穿着公司的制服。您当时试着向我展示如何骑自行车，接着您却摔倒了，并且我看到了您的脸。我现在仍然记得摔倒时您脸上的表情，而我的布朗相机就在手边，于是我按下了快门。 　　或许我没有很清楚地表达我自己的想法。但是，您明白了吗？ 　　爱你的迪克 　　带着这种对亲人影像的别样思考，再重新观看理查德?艾维顿在1972年12月19日所拍摄的那张父亲的照片：他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死亡与爱交织在画面中，可想而知，拍摄照片的人需要用怎样的勇气才能够去按动快门记录下这一切。死亡，是一个未来时态的文学性词汇，只要自己不亲身经历则意味着永远和己无关，但当拍摄挚爱之人的照片时，摄影会残酷地将死亡拉入到了每个人的面前。拍摄父母的照片其实就是拍摄明天的自己，照片中的亲人正是此刻自我的一个生命隐喻。 　　中国艺术家宋永平同样拍摄过一组名为 　　《死亡档案》的摄影作品，在这组颇为争议的作品里他将父母年轻时英姿硕朗的形象与晚年日渐老去的凄凉形象进行并置展示，照片中两位老人的全身除了遮羞的内裤以外可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