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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现代汉语音韵美感 　　诗和歌原本是一回事，互相不分。可是歌唱和表演依赖天赋及训练，不太容易。相比而言，说话和阅读要简单得多。因此，诗逐渐独立出来，不再依赖音色、旋律和肢体语言，而只用语言来展示语言的魅力。诗与歌分离是诗歌发展的主流方向。那么，什么样的语言才是诗的语言，富有节奏和韵律，令人回味无穷呢？ 　　有句话说：诗有别裁。别裁体现在诗歌语言的所有方面。我们从读音、词法、句法、文法四个方面来看诗的个性和特长，看看诗是如何做到妖娆多姿、光彩夺目的。 　　首先，诗可以堂而皇之地读别音。 　　语言是发展变化的，无论字形、字音、词义、语法，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语音是其中变化最剧烈的部分。所以，什么是别音比较难于定义。汉语历史悠久，变化更大。像入声的消失和平声的分化，导致如今连四声都与古代不一样。这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常常出现纠缠难办、没有定论的情况。对付这种模糊，我们使用“约定俗成”的办法来对付。 　　但是诗歌在读音方面有特权。像《论语》《诗经》、乐府、唐诗、古文等各种典籍中，都保留有一些古音。对于散文来讲，读音不是关键。我们用普通话朗读《论语》和《史记》，即使与古音不符，一点问题也没有。这就好比不同地方的人用不同的方言说话，读音尽管不同，却足以表情达意，顺畅交流。但是诗歌里的古音不好随意更改，因为一改就不合辙押韵，没法读了。这类字中比较著名的，像斜（霞）、儿（倪）、衰（催）、回（怀），等等，都令人印象深刻。我们念远上寒山石径斜、嫁与弄潮儿、乡音无改鬓毛衰、碧水东流至此回这样的诗句，若不恪守古音，该怎么办呢？是依据《平水韵》，还是遵守《新华字典》？这是个真正的难题。在通篇普通话的大背境下，关键位置的关键字要保留远古的读法，是诗歌的特权。尽管有些古音至今仍然不同程度地保留在各种现代方言中，系统的比如闽南话和粤语，零散的比如湖北方言把斜读成霞，上海话把儿读成倪，可是我们却不在小说散文中这样读。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诗意的“别音”。 　　享受这样待遇的还有京剧。京剧唱腔源于乡土，保留了很多方言特色，并加以美化，像白、解、街、如、日、时、世、珠、树等字，读法都不同寻常，唱起来特别好听。这是因为京剧在本质上也是诗，诗与剧的关系密切。 　　在选字用词上，诗的翻新手法更多。“豆蔻”就是十三四岁，豆蔻梢头二月初，描写美丽的少女。“三五”就是三个五，表示农历每月十五，用来指称圆满的月亮。五成了和百、千、万、亿一样的数字词头。在杭州西湖的曲院风荷，有一块石碑上刻有藤野先生写的白居易诗：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寻常”还可以当数字用。杜甫《曲江二首》：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这一联妙处何在呢？从字义上看，寻常就是平常、普通；从对仗规则上解，则寻常必须是数字，才能与七十相对。它们的确是数字：八尺曰寻，倍寻曰常。同一个词，在同一句话里，居然可以正义、别义兼用，拐一下弯，造成了出人意料的效果。对于用词，诗人还有一种巧妙手法，那就是在看起来不该用的地方用，形成强烈的通感效果。像“红杏枝头春意闹”，闹字曾经引发了长久的争论。 　　在所有这些手法中，典故的运用是诗人创制新词最得力的手段。辛弃疾用典用得多，以至于被人讥为“掉书袋”。我们来读他的《破阵子》，几乎句句是典：“掷地刘郎玉斗，挂帆西子扁舟。千古风流今在此，万里功名莫放休。君王三百州。燕雀岂知鸿鹄，貂蝉元出兜鍪。却笑泸溪如斗大，肯把牛刀试手不？寿君双玉瓯。”当中比较冷僻的典故有两个：“貂蝉兜鍪”和“泸溪如斗”，用的分别是南朝齐将军周盘龙和南朝宋大将军宗悫的故事。周盘龙年老不能戍边，还朝任散骑常侍。有一天世祖和他开玩笑说：“你戴貂蝉（近侍的冠饰）比起兜鍪（战盔）来，感受有什么不同吗？”周盘龙回答说：“此貂蝉从兜鍪中出耳。”宗悫晚年为豫州刺史，可是典签不买账，经常违拗他。大将军无奈叹息：“得一州如斗大，竟遭典签慢待！”“如斗大”平平常常三个字，却传达出深厚微妙的含义，非典故不能表达这种效果。 　　任何人，只要具备足够的文史知识，都可以运用这种手法批量制造诗歌专用词；而典故的运用，又让诗人可以为几乎所有他要表达的想法找出一个、两个、三个甚至多个端庄典雅、文采斐然的别名，恰如其分地融进千变万化的上下文环境中――这样的技巧，从韵文传播到散文，从古文扩散到时文，书香馥馥，袅袅不尽。 　　从句式上说，诗可以不遵循标准的语法。只要铿锵有力、抑扬顿挫，哪怕“病句”也是好诗。“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杜甫《登楼》），按正常顺序，这两句应当写成“花近高楼此登临，万方多难伤客心”。“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屈原《离骚》），按通常语法应当写成“吾既有此纷内美兮”――我既拥有如此深厚的内在禀赋。颠倒是为了强调或者押韵。仿别音、别字、别词的例，我们不妨称这样的句子为“别句”。若是使用屈原的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