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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林语堂散文中复杂女性观 　　摘 要：林语堂作为一代闲适散文的大家，其女性观是值得思考的。大部分学者从小说入手，发掘林语堂眼中的女性，认为林语堂把女子禁锢于家庭，以贤妻良母规定她们，忽略了林语堂在散文中对其自身女性观更为辩证的阐述。笔者在文中肯定了林语堂“贤妻良母”的审美观和女性关怀，深入挖掘其女性观的具体内涵；同时还指出他的男权主义和时代局限性。笔者希望重新阐明林语堂散文中复杂的女性观，真实还原林语堂眼中的女性。 　　关键词：林语堂；女性观；男权主义 　　在过去，所谓女性学或女权主义被认为是让女性模仿男性的一切，取得与男性对等的权利。实际上，女性学或女权主义并不同于历史上过激女权主义所描述的女子各方面必须与男子并肩，更多体现在女性对自身认同，意识到女性之所以为女性的魅力。对于林语堂这样一位复杂的文学家和他复杂的文学作品，为了把握其女性观，我们有必要全面地阅读他的作品，捕捉他的话语方式。然而学者们大多从小说的角度去审视林语堂的女性观，这是片面的；在林语堂的散文中表现的是更让人信服的、辨证的女性观，是一种符合女性自身特征的女性观。 　　一、林语堂女性观的多元彰显 　　(一)林语堂“贤妻良母”的女性观 　　林语堂的女性观是一种以婚姻与生育来代表女性气质的观念，他鼓励甚至规定女性必须作为母亲与妻子。他在散文中反复强调“我国女子最好的归宿还是婚嫁”[1]和“女性的一切权利之中，最大的一项便是做母亲”[2]的“贤妻良母”的理想。 　　有学者认为林语堂这种女性观是“把女性局限在家庭之中，把她们的最高理想定位在贤妻良母上，又显示出受到传统文化约束因而保守的一面”，有些学者更是一刀切地认为“林语堂的女性观是一种不正确的女性观”。[3]这种说法在笔者看来尚值得商榷。林语堂曾表明“我想受过教育的女子，除了做妻之外，还应有社会上独立的工作”。[4]受罗素夫人的影响，林语堂认为作为母亲的女子更有独到的见解去解决工作的问题。因此，林语堂的目的并非是把女性禁锢在家庭当中只扮演母亲与妻子这两个角色，当男人的附属；而是女子先获得生育的经验，然后再更好地投身于社会工作当中。 　　(二)社会的男性视角与林语堂的女性关怀 　　林语堂出生于1895年，于1976年逝世。这81年是中国社会转型期，在人们的部分观念更新同时，某些观念于人们的思想中仍根深蒂固，如：儒家的经典比如易学、诗学以及历代女教书包括从汉代《女诫》到清代的《女四书》、二十四史中的《列女传》、《后妃传》等，无不贯穿着“男尊女卑”女性观。[5] 女性长期的“人下人”、“非子”处境使其被社会视为理应奴役和贱视的群体。她们在属种被父权意志掠夺，成为承载男性地位和欲望，实际上沉默而失语的他者。 　　而林语堂则对女性群体给予充分肯定和同情。他在散文《女人》中写道：没有女子的社会，必定没有礼俗，宗教，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而且最好的外交官也不会知道区别白领带与黑领带之重要。[6]林语堂肯定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把女人的重要性与男人相提并论。他在散文《恋爱与求婚》中赞赏那些敢于冲破重重旧礼教的封锁去追逐自己的真爱的女子；还在散文《妓女与妾》中表达了对妓女这类弱势女性群体的关怀，甚至认为是妓女们是“中国古代解放了的女性，唯一的自由女性”。[7] 　　林语堂在散文中流露出的男女平等观念可算是男性视角的觉醒，在当时女性解放尚在萌芽阶段的中国社会中应称得上是思想先锋。 　　二、林语堂女性观的深入阐述 　　值得一提的是，林语堂显然了解外界对其女性观的评价。他曾经在《理想中的女性》中写过一段类似为己辩护的话语：尤为重要者，为妇女遮隐与典型女性之理想的关系。这种理想便是“贤妻良母”，不过这一句成语在现今中国受尽了讥笑。尤其那些摩登女性，他们迫切的要望平等、独立、自由。她们把妻子和母性看作男人们的附庸，是以贤妻良母一语代表道地的混乱思想。[8]笔者认为，林语堂的这段话可以读出他对当时的女权主义是十分不满的，甚至可以说他认为这样的女权主义是一种误读：即是把女性的平等和女性作为妻子母亲这两个观念置于对立面。它们非此即彼：仿佛女性要自由便不能作为妻子母亲，作为母亲妻子便定必受男性束缚。但实际上，妻子也好，母亲也罢，只不过是一个身份罢了。就算一位女子不作为妻子母亲，她若要委屈依附男性，局面依然不变。可见女子独立与否全然无关其他，全在自身一念。 　　这种观念更深层地反映了林语堂对于女性的人生价值选择的思考。歌德曾经说过：您若喜爱您自己的价值，您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女性在家庭中作为母亲养育小孩是否就是平庸的？只因为女性服务于家庭的报酬是无形的，它并非像投身于社会工作会获得有形的、物质的报酬便不肯认同女子在家庭劳务中创造的价值？传统的家务劳动被定性为女性的、无偿的、非社会性的这种惯性思维是错误的。林语堂“贤妻良母”的女性观则是在纠正这种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