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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群体有力量帮助中国传统文化复兴 　　如果中国的企业家真的接受儒家的文化观念，那他们就有力量帮助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 中国论文网 /1/viewhtm 　　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 　　汉学家，芝加哥大学历史教授，《最后的儒家》作者 　　《中国慈善家》：有人提出，或可通过引导中国慈善家 、慈善机构走向世界来助力儒家文化走向全球，一如百年前基督教通过慈善把福音传到中国，因为中国慈善文化的根基是儒家文化。作为长期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汉学家，你怎么看？ 　　艾恺：中国的慈善文化跟儒家文化当然有关系，它讲“仁者爱人”，但是，依我看中国文化中慈善的观念主要不来自儒家，而来自佛教。 　　儒家文化中，人与人的关系存在差序格局，第一圈是家，第二圈是家族，第三圈可能是我住的村子，第四圈之后就越来越远了，分得很清楚。对于陌生人，一个儒家不一定会爱。??是佛教不一样，它跟基督教一样认为众生平等，包括动物在内，所以一个佛教徒对于陌生人也有义务。中国的很多慈善机制，例如孤儿院，就是到了宋朝理学中融入了佛教的成分之后才有的。 　　《中国慈善家》：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认为，如果没有佛教思想的融入，以儒家为根基的中国文化中的慈善观念就会相对薄弱一些？ 　　艾恺：是呀，应该是薄弱一些，可以说完全不一样。中国的士大夫阶级很特别，他们对社会有义务感，觉得为了老百姓一定要做一点事情，春秋战国的时候就有了这种理念。当时其他的国家、别的社会的贵族没有这个观念，他们认为老百姓对他们才是有义务的。这个是儒家的思想，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所谓“儒商”身上。“儒商”要做儒家传统里的君子，所谓君子就是要为社会服务，为老百姓服务，所以，我虽然赚钱，但对社会也有义务，要帮助穷人、不幸的人。但是，你绝对不要忽略佛教思想的贡献，是它从内在强化了君子对老百姓的责任感。中国有“积德”这个观念，它原来就是佛教的东西，为的是未来、死了以后。 　　《中国慈善家》：最近两年，“儒商”这个词热了起来，不少企业家开始自觉地以“儒商”为追求。杜维明认为，这个企业家群体将成为真正积极推动儒家文化复兴的力量。你怎么看？ 　　艾恺：完全赞同，非常赞同。梁漱溟先生的理想是，复兴儒家应该是民众自发的一个运动。如果这些大的商人真的接受儒家的文化观念，那他们就有力量可以帮助，不要说儒家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理由跟杜维明先生一样，不能光靠政府。就像梁漱溟先生说的，中国社会像一块豆腐，政府像一个铁钩，铁钩好意地想帮助豆腐，结果是豆腐碎了。也不能光靠学者的“新儒学”，它不过是学术界的一个东西，就是开什么座谈会讨论一些问题，或者出学术性的书和文章，跟大社会、跟社会风俗、风气没有多少关系。企业家不一样，他们一是面向社会的，可以接触全世界，再是他们有资源，包括资金、视野等等。 　　《中国慈善家》：梁漱溟先生以王阳明为思想导师，如今中国不少被称为“儒商”的企业家也推崇王阳明，日本企业家也推崇王阳明。梁漱溟先生对王阳明思想的吸取可以给他们提供怎样的启示？ 　　艾恺：梁先生为什么把王阳明当作他的老师？依我看，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很明显地是因为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你所谓的知识，如果没有实践，就不算真正的知识。梁先生是很赞成这个观念的，这也是他为什么也喜欢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原因，因为杜威强调实用主义。第二个原因，我前面也说了，理学有佛教思想的成分在里面。我想说，如果没有理学，没有把佛教思想和儒家文化综合起来的那种思想，就不会有“儒商”这个观念。 　　《中国慈善家》：你认为，中国儒家文化的复兴正在到来吗？ 　　艾恺：依我看，到了这个阶段，复兴中国文化的时机到了。 　　过去，严复把进化论介绍到中国来之后，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批评中国传统文化，有陈独秀，有《新青年》，有新文化运动，意思是不要中国过去的东西，因为它们对中国的富强是障碍。不只是“打倒孔家店”，有的人主张把筷子也要扔掉。20世纪的大半时间里，中国的范式就是革命，就是连续不断地要破坏中国传统的东西。这是受到了民族主义的影响。中国的士大夫阶级原来的任务是保护中国文化，后来觉得这种文化对国家的发展是障碍，保国要紧，文化不怎么要紧。 　　到了这个时候，这是很明显的，中国经济发达了，科技发达了，国家富强了，原来要排除障碍的原因已经没有了。所以，在这个阶段，中国文化终于可以开始复兴了。 　　但是，你也要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其他儒家文化圈里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香港，70年代发展得非常快，也非常好，而且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上的问题也比当时的西方社会要少一些，但是他们当时并没有什么“破四旧”、没有破坏封建的东西、破坏传统文化的一切。 　　《中国慈善家》：那么现在这个阶段，在你看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