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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和写作诗学 　　曾有一家刊物要我用最简单的词语表达对现代诗的价值确认标准，我给出了“精神重力与个人词源”。这是一个彼此相关的并列连接词，其中的两个维度，很难说孰轻孰重。我以为，对成功的现代诗而言，诗歌外在的成规或“仪轨”，还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是那种表达现代人对生存的特殊感受力的特殊语言。这意味着现代诗的意味和表达其意味的话语方式，是同步发生、彼此选择、彼此发现、彼此照亮的。优秀的现代诗，不仅是特殊的修辞技艺，也是诗人试图揭示和命名生存、历史、生命、文化中的噬心困境，所产生的“精神重力”。而且，这种“精神重力”体现在现代诗中，也并非类聚化的“代言人”式表达，而是来自于诗人个体生命体验所浸润的“个人词源”。在现代社会，先锋诗歌要为捍卫个人心灵感受的价值而申辩，诗人虽然要处理个人经验中的公共性，但更专注于公共经验中个人的特殊性。诗人寻求个人化的语言，个人化的书写、命名能力，常常将公共化的语词变为个人“发明”般的新词，像是汲于“个人词源”的深井。 　　同时坚持这两个维度，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如何衡估“诗与真”的关系问题。在此，“精神重力”和“个人词源”，是在对话关系中展开的两个相互激发、相互平衡、相互吸引――简言之，是“相互赠予”的因素。对现代诗而言，缺乏“个人词源”的“精神重力”，时常会沦为空泛的见证式表态；而没有“精神重力”在其中的“个人词源”，则常常沦为微不足道的私语化美文“遣兴”。正是成功的个人心灵词源，赠予精神重力以艺术的尊严；而精神重力，则赠予个人心灵词源以具体历史生存语境中的分量。 　　与此相应，我以为，对现代诗学的价值衡估，也同样需要兼及“精神重力与个人词源”。这样，才能使得诗学文本不仅仅是对对象的阐释，同时还能发挥其介入当下复杂写作语境，乃至更开阔的具体历史语境的活力和有效性。本着这种愿望，我很认同耿占春的诗歌理论与批评。在我眼里，他就是极少数拥有“精神重力与个人词源”的诗人批评家。“诗学”，在耿占春这里，不仅是对具体诗歌文本的阐释和批评，更是他释放个人化历史想象力，与世界、与语言深度相遇的方式。 　　在我印象中，1980年代，耿占春的诗学基本是圣言―隐喻系谱；而1990年代以来，他的批评方法经历了一个较大的调整和转变。正是这种调整和转变，使他得以打破诗学的某种“幽闭”状态，重置诗学的具体历史及文化位置，更新甚至是清除了种种沉闷乏味的专业套语，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诗学理论界批评方法的转型。 　　在《近年诗歌批评的困境和可能前景》一文中，我曾将耿占春等人的批评方法，称之为“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他的个人化诗学，既是一种特殊的认知世界的“思想方法”，也是他的创造性“写作”。这个诗论家，不但为我们提供了别有天地的识见、感悟，同时还带来了个人化诗学修辞的活力和快乐。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诗歌批评家或是单一地贴近社会学和文化阐释，或是专注于文体形式研究，或是印象式地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这些批评文本各有佳境，但也有明显的缺陷――它们人为地将现代诗的意义阐释和形式研究割裂，硬性地使之“各自为阵”了。前面谈到，现代诗是“表达现代人对生存的特殊感受力的特殊语言”，这决定了其“功能”与“本体”是同步呈现的。缘此，诗学话语应该树立“舞蹈与舞者不能分开”（叶芝语）的意识，积极寻求真正有效地“兼治”或“打通”二者的方式，避免“分而治之”带来的缺失。如果说，前些年采取“分治”是为了使诗歌批评更走向“内部”，有一定专业推进力的话，那么今天依然如此，则就有明显的保守性了。 　　诗歌于社会、历史、文化、性别、阶级、少数族裔，如此等等大有关系，其文体修辞形式也是诗歌之为诗歌的本体依据。在有效的诗学批评中，它们均不可或缺。我们不能顾此失彼或非此即彼，而应有能力将之扭结一体做出综合批评。说到底，真正有活力的诗歌批评，探讨的应是综合性的事关具体历史语境下先锋诗“写作”诸方面的问题。而要对“写作”这个关联域广阔的概念进行综合考察，则需要树立“形式就是恰当地达到了目的的内容”，即本体与功能不再硬性割裂的、求实的理念。围绕综合性的当下诗歌“写作”问题，笔者明显感到上述诗歌批评，将本体与意义做“二分法”的处理，或依赖于某种单一的批评“范式”进行批评写作，是乏力的，至少是不顺手或不够用的。如何将诗歌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有效地打通，就成为需要我们考虑的重要问题。 　　我看到，耿占春的诗学理论与批评，就成功地实践着从单一化的批评模式中跳出，探寻一种“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的方式。他的诗学话语，采取了较为明显的“知识僭越”或曰跨界的策略，逾出专门化的“学科知识体制”，开启历史哲学视野乃至社会学视野，将历史话语、社会学话语、哲学话语，融通到诗学话语中，为现代诗的意识背景做出了深层次的透视，把诗歌清晰地显现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 　　与此相应，